我出生在新的、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南非共和国。

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新的政府不仅承诺「一人一票」的民主，还包括解决整个国家的就业与住屋问题。

我父亲以为政府的意思是「马上就会好」，他不了解这些长期的目标要经年累月，好几个世代后才会达成。

他以为如果我们放弃部落的老家而搬进城市，就会有崭新的房子跟高薪的工作等着我们。

我父亲很单纯，只是一个按日计酬的零工。

我不怪他，因为他没受过正武教育，他的梦想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于是我们搬进了卡尔理恰，开普敦郊外四个主要的镇区之一。

那儿的生活是由折磨、绝望及赤贫组成的，也是我童年的写照。

事情发生的那天，我正好从公车站走路回家，大约是清晨五点钟，我刚当完班，在维多利亚码头的星期五餐厅端盘子。

那天的情况不错，小费颇优渥，而且从三国橄榄球对抗赛传来的消息足以让任何一个南非人感到兴奋，南非跳羚队痛扁了纽西兰全黑队……再度获胜。

（他随着记忆微笑。

）

也许一开始是这些想法让我分神，也许只是因为累坏了，然而在我有意识听到枪响之前，我的身体就已经本能的出现反应。

枪击其实很常见，尤其这阵子在我住的附近，「一人一枪」是我在卡尔理哈生活的箴言。

我像个久经战斗的老兵，发展出近乎遗传般的生存技能，敏锐而机警。

我蹲伏下来，一边想找出枪响的位置，一边寻找最坚硬、可供掩身的遮蔽物。

大多数的住屋都是将就、凑合的小屋，由木片或锡制的浪板搭建，要不然只是几片塑胶绑在支架上。

这些彷彿纸扎的小屋每年至少会失一次火，子弹透顶穿屋就跟飞过空气一样容易。

我快步奔跑，蹲在一家由货柜改建的理发店后面，虽不完美，但能顶个几秒钟，足够藏身等到射击停下来。

不过射击并没停止，手枪、霰弹枪以及你永生难忘霹里啪啦的震响，只有俄国制科拉希尼科夫步枪才有的震撼效果，这场枪战持续得太久了，绝不是普通的帮派械斗。

接着传出尖叫，大吼。

我开始闻到烟味，听到群众的骚动声。

我从角落窥视，几十个人，大部分穿着睡衣，全都在喊：「快跑!快离开!牠们要来了!」我四周房里的灯全都亮了起来，有人把头探出小屋。

:晅儿怎么了?」他们问道：「谁要来了?」那些会探头问的都是年轻的脸孔，老一点儿的立刻开始逃命，他们拥有另一种不同的生存本能，一种生在自己国家却沦为奴隶的天生本能。

当时每个人都知道「牠们」指的是谁，而且假如「牠们」要来的话，你能做的就是赶紧拔腿跟祈祷。

你跑了吗?

我不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