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作法的长期效应是，伊拉克的重建使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几乎没有联合国的权威；美国仓促说服不情愿的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警察、部队、翻译和民用重建援助，这些可以减轻美军的风险，分担重建和国家构建的重担。

美国缺乏国际权威所接受的重建计划，以此消除伊拉克的法律障碍，或者向各省部署维和人员。

除直接呼吁外，没有任何机制吸引别的国家参与这一使命。

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利用可以动用的各种工具和支持。

他丧失了一系列的机会，这又是其中之一。

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多年来对克林顿政府国家构建的努力吹毛求疵，对&ldo;使命恐惧&rdo;和&ldo;责任分摊&rdo;怨声载道的国会议员，对伊拉克的抗议活动视而不见。

他们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实际上，美国正在独自应付这一使命，它要比克林顿总统任期所承担的任何使命都更为困难、危险和不确定。

这带给我们对军事计划的第三个重要批评：那些束缚政府的政治眼罩，它使我们没有利用可用来赢得战争的为数众多的手段，增加了伊拉克使命的成本和风险。

布什政府完全不愿寻求可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nato）这类国际机构获得的国际合法性和支持。

不仅没有通过国际合法性来取得优势，而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拒绝引入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的权威。

要使欧洲的政府愿意提供军队和物资来协助战后工作，这样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特别在欧洲，就会对其它地区的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

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联合国的绝对权威具有重要的分量。

所有这些，只要我们的政府认识到这是必须的，并且决定寻求这些手段，美国都有可能获得。

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明，需要更多的多边规划和参与，特别在战后阶段。

存在的长期问题是：谁来提供治安并确保公共安全？以什么权威为基础？能有一个包括律师、法官和监狱的司法体系吗？将用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有组织犯罪、腐败和准政府组织的关系？提出合适的问题，创造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任务。

二战后五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只要有可能，在同盟或多国机构的框架下解决具有优势。

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双边军事行动，为了双边行动的便利，美国对这些教训弃之如敝屣，使自己处于严重的法律、财政和军事风险中。

无论军方用何种语言来解释&ldo;决定性战役&rdo;，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击败萨达姆军队后，目前，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在长期中才是决定性的。

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应更多地依靠精确打击和特种部队，随之减少对大规模地面部队的依赖。

就拉氏对军队转型的看法而言，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证实，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适应这一方向是明智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构想。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越南战争脱身以来，美国军队就不断地进行着军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