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民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苏联随其军事实力的增强，走上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气势咄咄逼人。

尼克松政府为此急于从越战中拔足。

事实上，这种局面早已为毛泽东所预见。

他指出，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

我看他们继续打下去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都没有参加，这同朝鲜战争不同。

毛泽东还分析说，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封锁海防、轰炸河内市区；他们知道中国有那么多人在越南工作，但却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会回事似的。

可见他是&ldo;留了一手的&rdo;。

[30]为此，70年代初，美国又想借中美双方探索缓和关系之机，通过中国向越南施加压力，以使其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中国在争取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拿原则作交易的立场。

中国领导人反复向基辛格、尼克松指出，结束越战的唯一途径是美国撤出自己的军队，不留任何尾巴。

美国越早退出印度支那越好。

如果战争打下去，中国将继续支持印支三国人民打到底，我们只有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力。

[31]

与此同时，尼克松要退出越战的政策，使越南认为美国有可能抛弃阮文绍政权，南越伪军将面临单独作战的前景。

这对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时机。

因此，越南这时强调要在南方猛打，迫令美国及早撤兵。

对越南劳动党的这种策略，毛泽东予以支持，并对前一阶段中国援越方针发生的一些变化表示不满，他曾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

[32]根据毛泽东的这类意见，中国领导人重又向越南领导人提出：我们必须明确地说，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

从现在起，如果你们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

[33]

上述变化存在的基础，一方面是毛泽东在其外交政策转向务实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外交思维的基本内核，即坚持把世界革命、国际共运的目标与中国的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融为一体的原则。

对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总是热情地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一面，则还是中苏关系这一因素的影响。

此期，毛泽东联美抗苏的战略构想已基本成熟。

在越战问题上，他采取了以打促美撤兵、助尼克松从速脱身的策略，以求能及早实现其战略构想。

由此，对于越美之间的谈判，中国领导人在毛泽东外交方针的指导下，开始提醒越南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

要让美国佬尽快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