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泽是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

1925年10月与蒋经国等人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康虽远在俄乡，仍及时向国内的蒋介石密报同学中的反蒋言论与共产党员的活动，显示了康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特工特性。

1927年夏，康回国便进入蒋的亲信幕僚行列，充任人事参谋。

同时利用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机会，广泛搜集各方面情报，提供给蒋决策，很受蒋的信任，是特务处长的较佳人选。

桂永清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先后任教导团连党代表、连长等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组建时，任特务营长。

北伐战争中，参加松江、龙潭等战役，因功升任团长、旅长。

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

对于干特务工作来说，有一定长处。

郑介民于1929年策反瓦解桂系十分成功，显示了他的特工才能。

1929年夏，郑介民又奉蒋命去广西任省府委员及叛桂投蒋的十五师、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暗中负责监视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桂系部队，并伺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这一年的秋冬，俞作柏响应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等酝酿的反蒋活动，在广西发难，郑介民因胆怯不敢在南宁立足，连夜化装从广西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虽很快失败，但郑介民因没有负起&ldo;倒俞拥蒋&rdo;的责任，而引起蒋的不满。

但郑的特工潜质给蒋印象根深，亦是干特务工作的优秀人才。

蒋介石经过对各方面推荐保举的人选反复比较平衡，毅然决定选择戴笠任特务处长。

这在许多黄埔学生看来，确是出乎意料之外。

但在蒋来说：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蒋是久历宦海风波之人，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过程使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在中国要坐稳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必须紧紧抓住军队、政党、财政、特务这4根支柱，这4个方面必须依靠最亲信和忠实的人替他把守。

军队方面，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将领掌握着嫡系黄埔力量；政党方面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守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党部；财政方面有宋子文、孔祥熙掌握财政部和金融系统；特务方面已有徐恩曾、毛庆祥占据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侍从室机要室。

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

可见，蒋用人有个大原则：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必须要由亲信、故旧、学生中的浙江人去占据，交给其他地域出生的人，是不可以的。

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并且是黄埔学生中的老大哥，黄埔系的佼佼者，但邓文仪是湖南人，康泽是四川人，桂永清是江西人，郑介民是海南人，非浙江籍使他们被排除在蒋的极亲信的小圈子之外，失去了与戴笠竞争的主要条件。

再一方面，蒋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蒋外，几乎别无出路。

蒋同时认为，对于特务的权力，可以让他们很大，但其地位不能太高，这样才可以随时给予抑制，防止反客为主。

这个人，在当时只能是戴笠。

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一个恶性的工作，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不但要极为忠诚、驯服、易于驾驭，而且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各种品质和手段，对特工活动要具有非凡的理解和悟性，对领袖人物的心理要善于领会和体念，执行特工任务还要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等等，这些方面，蒋认为也只有戴笠体现最为明显。

1932年1月23日，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