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对国安局写作和发表言论的这7年里，我从没见过任何爆料引发如此程度的公众兴趣和激情。

不过现在并没有时间来分析反响何以如此巨大，为何会引发这样大规模的公众兴趣和激愤；当前我的想法是乘势而上，而不是努力去搞清楚背后的原因。

香港时间中午时分，电视采访最终结束后，我直接去了斯诺登住的旅馆房间。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

嘉宾们在讨论国安局的问题，为监控计划的范围感到震惊，令主持人愤怒的是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几乎每一位嘉宾都对国内大规模的监控进行了谴责。

&ldo;监控无处不在，&rdo;斯诺登说道，显然很是激动，&ldo;我看了你的所有采访节目，看来大家都明白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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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切实体会到了一种成就感。

在文章发表的第一天，事实就已经证明斯诺登昔日最大的担忧‐‐他舍命爆料却没有人会关注‐‐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没看到一丝一毫的漠不关心。

我和劳拉一起，帮助他发起了我俩一致认为极为迫切的那场辩论，而现在我看到他在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ldo;大家都以为只有这一篇报道，以为这是单独的一次爆料，&rdo;斯诺登说道，&ldo;谁也不知道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后面还有更多的内容。

&rdo;他转身看着我问道，&ldo;下一篇要写什么？什么时间发表？&rdo;

&ldo;&lso;棱镜&rso;计划，&rdo;我答道，&ldo;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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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尽管已经接近6个晚上没合眼，但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太兴奋了。

下午4点半，作为唯一的短暂休息的希望，我服下了一片安眠药，把闹钟定在了下午7点半，因为我知道，那个时间纽约的《卫报》主编们会上线。

那天简宁上线很早。

我们互相祝贺了一番，都对文章引发的反应感到惊讶。

显而易见，我们交流的口气立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刚刚一起应对了一次重大新闻的挑战。

简宁为文章感到自豪，我则为她坚持抵制政府恐吓、决定发表文章感到骄傲。

《卫报》已经无所畏惧而又令人钦佩地渡过了这个关口。

尽管当时看起来拖延了很久，但现在回想一下，《卫报》显然动作麻利而又果断，我敢肯定，比任何同类媒体都要迅速快捷。

简宁现在也很清楚，报纸方面绝不会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