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总是与袁敏在一起，他身上很多东西时常引起我的敬意，他的生活信条是，&ot;够用就行了&ot;--吃饭是吃饱，买球拍随便买一个，球就用他用剩的，场地便宜便好，但打球却要每一下都打得认真，都要用力，画画要慢慢画，进步会很慢，但只要常画，就能画得好一些。

袁敏教了我近二十小时的网球，每一次都提出更高要求：

第一周五个小时是动作；

第二周便是把所有球都挡过网，不管那球速多快，多么难接；

第三周便是拉拍及比赛；

第四周我因总是站位不对，我主动要求敲墙；

第五周，我到现在这水平，虽然基础仍不稳固，但花的时间很少，效率很高，现在，我已能与人比赛了，我相信，只要不服输，只要努力，就能更进一步。

袁敏对我说的话都十分朴素，却对我有一种异常深刻的影响，用这里的生活与北京的生活相对比，我感到在这里的自己更有力量。

在北京，朋友聚会往往是相互讽刺，记得我们打过一阵儿台球，我、老全、老颓、老唐、赵赵、高伟宁，大家只是把工体的台球厅当成一个可站着的酒吧，聊聊天，打球也完全是娱乐，打不好的人永远打不好，并且慢慢地就对这个活动失去了兴趣。

我们从打球中获得过多少乐趣呢？那里一切都是&ot;行行行&ot;，&ot;好好好&ot;，其实是个人都有个人的主意，对人对事儿不认真，也不投入，我们的重点在于交际与娱乐。

事实上，我们对于漫不经心却又紧张的都市生活是热爱的，不过，说到生活中的每一细小之处却未必如此，凡是我们不擅长的，都被称为不重要的，甚至好笑的--而现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肯定的人生观，固执已见到了匪疑所思的地步，生活作风也是一种浮华的做派，商品要名牌，吃饭要在体面的地方吃，人们嘴里讽刺着时尚，心里却怕被落下，朋友们以前都是叛逆青年；但现在，他们结婚买房，日渐正常，连最爱热闹的唐大年，聚会也要在十二点前回家，而从前，我从东高地赶到城里，老颓回家要爬十六层楼，唐大年总是最后几个离去的人之一，大家从来没有觉得晚回去有何不妥，那是真正的&ot;行行行&ot;，&ot;好好好&ot;的一段悠长时光。

今夜，我从这里，从厦门遥望北京，遥望我那些奋力进入中年的朋友们，忽然感到一丝淡淡的酸楚涌上心头，每一个朋友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无端地浮现，那些聚了十几年朋友，那些曾经的小淘气和捣蛋鬼，兴致勃勃地搅在一起，如同一个混乱但有趣的生命，然而今天，我仿佛看到曾经聚在一起的生命正在慢慢散去。

在2005，大家纷纷成熟，完全的成熟，就像老颓几年前所说，&ot;下坡路走得更快&ot;，干吗那么急着忙着模仿中年人呢？成熟如果不是自私顽固，还能是别的什么吗？什么圆融无碍！

在我眼里，比亲密无间差得远！

好吧，成熟吧，那是为告别所作的最好准备，那是生命的顶点，下面事儿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了，再见，2005的北京，我的感情曾深深随之震颤的地方，那巨大的城市，夜色中，已在滚滚红尘的席卷中懂得叹息了吧？

第24节：2006要做的（1）

2006要做的

元旦这一天净发呆，想自己这一年应该怎么过。

我喜欢事前下一个决心，使自己坚定起来，然后就咬牙坚持下去，即使后来觉得错了，也把它完成了再说，誓愿这东西在我心里就是那种不许更改的东西--这个习惯实出于我对谎言的厌恶，如果没完成自己的决心，那就相当于对自己撒了一次谎，这种事我不知做了多少次，每一次都让我感到真正的失败。

我从小就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认为那才是真正的要求。

叫我为难的是，我总是喜欢给自己提出一个高水准的要求，往往是要完成那个要求十分困难，面对那些困难，我总是挣扎不已。

拿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讲，1998年，我看了一本中国版的《数学史》（照例是由很多人写成），认为那书太大路货，没有个性，就试图自己写一本。

为此看了好几年的数学书，一个个夜晚就在我的阅读与演算中度过，但越看越觉得难写，一个普通的数学爱好者怎可写出如此重要的书？特别是数学思想方面，无论哪里写错了，都会影响读者的思路或是对于数学的正确理解，那么该怎么办呢？

而我阅读到的有关数学的想法却十分丰富，我有时赞同一种，过几天又觉得另一种更有远见，真不知选取哪一种为好。

这种一个人悄悄的劳而无功的工作耗费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效果却没有见到，但我当初下的决心直到今天也叫我念念不忘。

我相信，人们必须战胜物质才能获得尊严，这是我的信念，而对于描述物质，最可靠的语言莫过于数学。

去年学习宗教，也叫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宗教对于人类精神的控制有一些成果，但对于物质的控制却表现得相当的无力，而人本身，就是由物质组成，人身上的所有元素自然界全有，这叫我很难相信，对于物质缺乏了解，还可以有机会真的了解人--对于一个得病要死的人，告诉他快升天堂，还不如快把他的病治好，至于天堂的事儿，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活着，而活着才有机会了解一切，而且活得越长机会就越多。

这一点上，我觉得萧伯纳说得好，他认为人应该活到三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