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主张，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妨老老实实好好地写一些作品，光在自办的校园刊物上过过瘾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要是你并不喜欢创作，只喜欢批评，那另当别论。

但如果喜欢创作，最好是先写出来，我指的是写出些名堂来，哪怕是小小的名堂。

体会一下创作的艰辛与喜悦，熟悉一点行规和门道。

否则容易出现姚文元心态，自己创作不行，又老恋着这档子事，对行的人难免横挑鼻子竖挑眼。

看着人家的成就“技痒难熬”

是好的，别成天只挖空心思捉摸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你王小波的小说写得好么？我看就不怎么的，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

——这就是典型的文化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嫉贤妒能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心态，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式的“文学批评”

（如对待《八月的乡村》）。

试想，鲁迅会干这种没头脸的事吗？纯粹从事批评，也可以成为文化的建设者，甚至一代宗师。

但那种学棍式的敲打，恶少式的纠缠，市井式的谩骂，我们总还是能分辨得出的。

其次，鲁迅骂人讲规矩，一般是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或讽刺当局、权贵，很少看见他主动攻击具体的某个人，尤其同行。

他的投枪、匕首基本是还手、回击性质的。

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动攻击他人，被攻击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或个人。

所以他居高临下，指名道姓，毫无顾及。

鲁迅虽然“一个都不宽恕”

，但一旦发现被他骂错，立即道歉。

姚文元则绝不认错，总是有理，永远有理（上了法庭除外）。

鲁迅不忌讳解剖自己；姚文元只会解剖别人，把人家切得支离破碎，以便断章取义。

鲁迅含蓄，点到即止，妙语妙喻，棉里藏针；姚文元轻薄直露，把人批得滔滔不绝，登在报上跟社论似的，大量制造语言垃圾。

再次，鲁迅绝不会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被他批过的人在文革中的厄运，实为他始料未及。

在他生前，没有一个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

倒是他自己被对手迫害，在北京丢了饭碗。

姚文元则老是从政治上整人，凡事都要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

你在那里探讨历史问题，他偏要扯到政治上去，说你为什么什么“翻案”

，要害就是“翻案”

。

他给你扣的帽子一定都极为可怕：汉奸、走狗、反动、造谣、骗子、叛徒、民族的罪人、反党反政府、卖国贼、洋奴哲学、投降派、伪科学……。

他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无限夸张，恨不得一棍子把你打死，不知他对别人哪来的那么大仇。

鲁迅和姚文元都有正义感。

鲁迅的正义感是个人的，自我的，独立人格的。

姚文元的正义感则来自于某种强大的势力和意识形态，读他的文章，你总可以感受到他身后的东西：党，主义，科学，旗帜，国家，民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