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达赖喇嘛实际上只是一个名号尊崇﹑高高在上的傀儡，被摄政挟其作为号令全藏的护身符。

摄政不具有达赖喇嘛的无上权威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围绕着这个位置就会有激烈﹑残酷的争夺。

为了使自己“合法”

和地位稳固，选择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

这个靠山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

而要赢得朝廷的信任与支持，就要尽量表示自己的忠顺，表示对驻藏大臣的谦恭﹑服从。

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没有什么主权好讲了。

事实是，五世达赖以后，只有十三世达赖掌权的那38　年，才有机会跟朝廷分庭抗礼。

十三世达赖谋求独立

十三世达赖喇嘛个性很强，久有脱离中国而自立的念头，只是清王朝对他仍有相当的慑服力，一直不敢公然相抗。

清王朝倒台，趁着全国各省“独立”

之风，西藏也宣布“独立”

。

达赖喇嘛并于民国二年派人与同时独立的外蒙签订了《蒙藏条约》﹕“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

而后，又派人赴印度出席西姆拉会议，英国﹑中国﹑西藏三方代表在条约草案上签字，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

。

事后，中国政府不予承认，总统袁世凯电令中国代表不得在正约上签字，惟英藏两方得以签字。

西藏事实上独立，只是法理上仍为中国的附属国。

接着，达赖喇嘛在英国人的支持协助下扩建藏军，建立军官学校，印行藏币﹑邮票，还向英国派遣﹙四名﹚留学生，考察英殖民地印度，推行新政，如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还试种茶叶，为有朝一日彻底脱离中国积极准备。

但他毕竟还不到火候，不敢与中国彻底翻脸。

他是想藉助英国力量和中国抗衡，伺机赢得西藏的完整主权。

192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达赖喇嘛互派官员，取得联系。

达赖承认，英国对于他确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

他只是虚与周旋而已。

还答应，当竭力选派青年数人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希望政府支持西藏一些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

不难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中国政府，基本上也是“虚与周旋而已”

。

脱离不脱离中国，什么时候脱离，内心十分矛盾，而采取“骑墙政策”

。

早在他刚结束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拉萨的1912　年，与部属讨论西藏前途，就感觉左右都为难。

结论是，与任一强国为友，而依附之，不轻舍此就彼。

这时，如果他下决心断绝跟中国的关系，中国﹑西藏的历史与版图或将改写。

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直到1933　年去世，全藏政教大权重又落到摄政手中。

国民党员摄政修行酿祸

这位摄政就是热振呼图克图，他是一位亲中国的高级喇嘛，国民党员，1943　年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西藏不但没有进一步脱离中国，反而跟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起来。

噶厦政府向中国承认“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

，1934　年起，民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处。

办事处比起清朝驻藏大臣权力小多了，而且英国同样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两个办事处之间互相监视﹑较劲。

1941　年，热振提出退休三年，潜心修行，把权力交给他的师傅﹑地位不高又年过七旬的大札佛，为三年后重掌政权留下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