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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民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
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
不要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
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
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
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藉口。
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
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
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
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
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
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
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
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馀。
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
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
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
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
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
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
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
……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