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台湾需要的是军械,不缺的是人。6月,国民党刘安祺统领十万人有序自青岛撤退,抵基隆港登陆台湾,后又奉命转赴海南和广东,其所部大部分不准在台湾留下,这批人以后或&ldo;起义&rdo;,或被解放军消灭。最近从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中才知原委:原来蒋怀疑此部混夹共产党&ldo;匪谍&rdo;。他说,看到刘部军纪荡然,四处游嘻,不寒而栗,为不使其中的&ldo;破坏分子&rdo;损害台湾,才把他们支到海南和广东。
设想王鼎钧当年若是就近逃到青岛,再上了船逃到台湾,最后还得随舰被运到海南岛或广东放下,也就不会再有他以后在台湾的三十年的岁月。在左翼主义的大环境下,他会被当成&ldo;特嫌&rdo;,一辈子被怀疑,任他再说什么&ldo;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rdo;也无济与事,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有许多。大陆学者萧功秦教授的两个堂兄,在1949年先后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很有科学家的天赋,在当时就被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却因恋家、恋女友再回大陆,当他回到家乡后,女友却因他去过台湾而与他断绝来往。无独有偶,他的另一个堂兄也因恋家返回大陆。这两个堂兄,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江西,遭遇是一样的,都因这段经历被长期审查,饱受各种挫折和磨难,几乎荒费了大半生的生命。江西那个堂兄在80年代平反后虽做了省里的科学院副院长,但早已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了,故萧功秦称他是&ldo;离科学殿堂最近又最远的人&rdo;。
其实,萧功秦两个堂兄的选择在当年是具有普遍性的,1949年后,有不少知识分子从国外回来,参加国内的建设。1950年,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率他的民生公司从香港回到大陆,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陆是一个安全的安身之所。即使一些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对共产党也多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诸如,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只是搞新民主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发挥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毛在他的这两篇论著中,多次重申中国不走苏俄式的道路,让许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放下了心。中共颁布《约法八章》,宣称对历史上有反共行为的人既往不咎,更把一大批国民党&ldo;军、警、宪、特&rdo;稳定了下来。至于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要发展经济和教育,自己凭本身吃饭,共产党不会为难自己。王鼎钧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复旦大学教授,依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ldo;进步分子&rdo;,他就劝王父留下来。他说,&ldo;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周后就习惯了&rdo;,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ldo;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rdo;
此时离抗战复员不久,内迁之颠沛流离实在不忍回顾,人们再也经不住又一次大搬迁了。另外,搬哪儿去呢?台湾,风雨飘摇,共产党随时会打过去;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是英国的领地;美国?完全不可能;巴西,远在天边。于是,除少数人外,大家都留下来等待共产党。一两年后,当共产党接续推出&ldo;镇反&rdo;、&ldo;知识分子改造运动&rdo;、&ldo;抗美援朝&rdo;、&ldo;三反&rdo;、&ldo;五反&rdo;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悔了,但此时再离开已无可能。卢作孚先生被迫自杀了,其他有名或没名气的知识分子及资本家也自杀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们活了下来,但在和平年代,他们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
如此看来,王鼎钧是幸运的。可是他去的台湾,远不是天堂,那是一个右翼主义的大环境,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查,这一查也是三十年,直把他从一个青年查成了中老年!
2010年2月21日‐3月15日
[1]王鼎钧《关山夺路》,尔雅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ldo;王书&rdo;。
[2]《陈丕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的总结》(节录)(1948年4月25日),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35辑,137页。
[3]秦孝仪主编《&ldo;总统&rdo;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839页。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1]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ldo;文学江湖&rdo;,然绝非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ldo;文学圈&rdo;,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姊妹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ldo;戒严&rdo;的牌子,用战时的&ldo;统一思想&rdo;、&ldo;统一意志&rdo;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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