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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七百多具被冻僵的解放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259页）；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民党军队第49军的三千多具尸体（261页）。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ldo;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rdo;（150页）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民党军人给家人的信说，&ldo;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rdo;，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ldo;历史往往没有声音&rdo;，在之前，也有人说，&ldo;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rdo;。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ldo;二二八事件&rdo;和&ldo;白色恐怖&rdo;的受难者直到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ldo;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rdo;，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的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ldo;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rdo;，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地对这段历史做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都还没有出现，龙应台为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ldo;城头变幻大王旗&rdo;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ldo;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rdo;。[2]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ldo;宁左勿右&rdo;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ldo;变天思想&rdo;，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ldo;阶级敌人&rdo;：地主和国民党&ldo;军、警、宪、特&rdo;。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ldo;镇反运动&rdo;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有反共&ldo;血债&rdo;的前国民党&ldo;军、警、宪、特&rdo;和&ldo;恶霸地主&rdo;等，约七十一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四千多人被当作&ldo;匪谍&rdo;，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ldo;匪谍&rdo;大多是&ldo;外省人&rdo;，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ldo;自投罗网&rdo;，把命丢在了台湾！

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ldo;亲不亲，阶级分&rdo;，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ldo;包庇地主家庭&rdo;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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