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甘孜，我和吴忠同志就到各寺庙和土司头人的庄园去拜访，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宣传我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上我们部队全体同志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的实际行动，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通过实际的观察和比较，逐渐消除了对我们的疑虑，卖给我们一批粮食和牛羊，大大缓解了我们粮食供应上的困难。

藏族上层人士，非常看重与他们打交道者的&ldo;身份&rdo;对&ldo;委员&rdo;这个称谓很感兴趣，认为是大&ldo;本波&rdo;（大官）。

他们听说我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而且又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藏族&ldo;本波&rdo;，认为很了不起，对我非常尊敬。

尽管我一开始很不习惯，但是想到能使党的工作能顺利开展，我也只好&ldo;入乡随俗&rdo;地利用这种陈旧的心理因素。

我深深知道，我们工作能取得进展和胜利，完全依靠我们党的政策、依靠我们部队执行政策的高度觉悟。

正如邓小平政委指示的：&ldo;到西藏去，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

&rdo;经过我们的深入细致工作，上层人士和群众对我们党的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藏、汉民族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原来和拉萨当局联系比较深的大金寺等寺院的活佛、大喇嘛，也逐渐向我们靠拢，这是我们党的以反帝爱国为旗帜统战政策的胜利。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我和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格达活佛的一段交往。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等增&iddot;扎巴塔耶，是甘孜县白利寺的活佛。

他1902年出生于甘孜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7岁时被选定为白利寺的活佛，17岁去西藏拉萨学习佛经，8年后获得喇嘛的高级学位&ldo;格西&rdo;称号。

他严守佛教戒律，作风俭朴，体贴群众疾苦，经常给群众治病，接济贫苦，收容难民、孤儿，因而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与尊敬。

1936年4月，我工农长征路经甘孜，红军尊重藏族人民，处处秋毫无犯，使格达深深感动。

他发自肺腑地说：&ldo;真正视我&rdo;博巴&ldo;（藏族人）为兄弟，惟共产党和红军矣！

&rdo;在他的带领下，甘孜等地的藏族同胞真心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红军，仅格达的不大的白利寺，一次就拿出青棵、豌豆等150多担来支援红军。

不久，在朱总司令的主持下，&ldo;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rdo;在甘孜成立，格达被选为这个政府的副主席。

在此期间，他与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建立起亲密的感情，对共产党和红军，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后来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在甘孜一带留下了两三千名伤员，格达活佛曾组织群众多方保护这些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

红军走后，他曾编写了40多首歌曲，藉以抒发他对红军日夜思念之情。

抗日战争中，有人给他搞到一张&ldo;山西八路军奋战图&rdo;，他视若珍宝，一直挂在经堂里，并兴奋地向群众进行宣传。

1949年西康尚未解放，格达秘密派出代表绕道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青海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意，表达了藏族人民渴望解放的急迫心情。

西康和平解放后，格达在甘孜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解放军。

我们先遣部队到了甘孜后，我和吴忠同志专程去白利寺拜访格达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