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

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自任所长，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所务。

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

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中山遗教，认真执行&ldo;联俄、联共、扶助农工&rdo;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决心出走。

临走前，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

信中说：

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

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

信中最后说：

同志们，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

同志们大家奋斗！

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邓演达将信发出后，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再转西安。

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

1927年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

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

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即行取消。

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