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

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贴在墙上，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

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ldo;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一些糊涂。

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

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rdo;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

他习惯上将&ldo;康梁变法&rdo;说成&ldo;梁康变法&rdo;。

他曾一度取笔名为&ldo;学任&rdo;，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

他还学梁启超的&ldo;新民体&rdo;去写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

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ldo;新民体&rdo;，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

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

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ldo;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

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

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rdo;。

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ldo;先业词章，后治各科&rdo;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

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

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

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

（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二十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

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