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

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ldo;浑和宽容&rdo;的态度。

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

他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无法彻底清理，只能因势利导。

他说：&ldo;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

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

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

所谓&lso;除去泰甚&rso;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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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

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

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

同时，他又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情况。

同时命各级基层官员以公文形式，谈一谈自己对本地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员的素质：&ldo;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

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

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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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之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

号召所有军民人等，举报贪污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严加保护。

通过一番考察，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急需从外地调来几位高素质的官员，来作为本地官场的楷模，为此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ldo;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

&rdo;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ldo;皖北州县，一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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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官场进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国藩对两江地区的官员整体素质一直不满意。

同治元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ldo;他选用的州县官员&lso;皆不惬物望&rso;，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lso;也非称意之选&rso;。

&rdo;这反映了大清帝国晚期吏治极度败坏之下官员素质的整体陷落。

因此，曾国藩只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ldo;中材&rdo;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