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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4章（第1页）

贝鲁特美国女子学校（1830年创办）比美国大学办得更早，一直办到现在。拉扎尔会传教团远在1755年就在大马士革开始活动，大约二十年后，创办了一所男子小学，这是在那座城市里仍然存在的最古的现代学校。这些学校比任何现代化的官立学校还要先进，而且被当做后来创办的官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楷模。直到现在，外国语的学习还是很受重视，连本地学校也不例外，法语或英语时常被用作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的教学语言。学校的教职员享受特权，包括靠治外法权取得的保护。仿效西方的学校、印刷厂、报纸、杂志、文学会等，纷纷在本地很快出现了。1828年穆罕默德&iddot;阿里创办了《埃及大事》（al-waqā&rso;i&lso;al-isriyah），这是埃及自己的第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仍然是政府的机关报。1858年赫立里&iddot;胡列在贝鲁特创办了《新闻果树园》（hadiqatal-akhbār），叙利亚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十二年后，布特鲁斯&iddot;布斯塔尼（1819‐1883年，一个本地学校的负责人，与美国传教士们合作），在贝鲁特创办了一种政治的、科学的、文学的双周刊《花园》（al-jān），他还办有其他好些种期刊。他给自己的新刊物所作的题词，是很有意思的：&ldo;爱国心是信仰的一个项目&rdo;‐‐这是阿拉伯语里的一个新奇的观念。1876年布斯塔尼开始出版阿拉伯语的百科全书（dā&rso;iratal-a&lso;arif），他自己完成了头六册。这位基督教学者的著作，包括一部字典和几种关于教学和语法的教科书，这些著作为激发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发动阿拉伯民族运动铺平了道路。在阿拉伯各国中，黎巴嫩是文化最普及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努力，公立学校的成绩是次要的。甚至在今天，最高级的教育，还是在美国学校和法国学校里进行的。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所以肯于接受从西方来的这种文化迁移，主要原因在于，东西双方文化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虽然不相同，但它们却是属于同一个主流。欧洲文明和近东文明，共同分享了一份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公共遗产。从最早的时代起，双方就一直保持着社会的和商务的接触，虽然接近的程度常有变化。到十四世纪时，即早期的麦木鲁克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事实上是人为的，而不是真实的。直到十六世纪，即奥斯曼帝国的开端，东方和西方才开始分道扬镳，西方利用了科学方法并辅之以实验，发展了技术知识并取得控制大自然的重大的结果，与此同时，东方仍然忽视了这一切。十八世纪末，双方背驰已达到极端，于是这两种文化又重新会合了。在这种文化的异花受精的过程中，伊拉克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事情。远在十七世纪时，天主教传教团早已获得进入巴格达和巴士拉的许可，但是，这对于穆斯林的社会并未留下任何痕迹。除在君士坦丁堡受过训练的官吏、职员（他们具有特殊的派头）外，伊拉克人几乎不接受现代观念。但是这个国家对于商业的渗透却是敞开大门的。英国人在巩固了他们在波斯湾的地位之后，商业的渗透终于变成了政治渗透，伊拉克还是被拉进了世界事务的轨道。易卜拉欣对叙利亚的侵略，拿破仑对埃及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他们结束了这两个国家古代的地方分权制，而开始了中央集权制。此外，他们还把这两个国家投入了外国帝国主义各种阴谋的斗鸡场。列强的领土扩张主义的趋势，在那里而不在别处发生了冲突。特别尖锐的是英法两国之间的竞争，各自都努力为自己争得在埃及和叙利亚事务中的占优势的影响，两国的借口都是保卫与印度和远东通商的最充分的利益。十九世纪的许多战争都可以在近东找到一些根源。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的原因之一是，法国和俄国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要求，双方都主张自己有保护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利。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增加了这些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加速了它们再度进入国际商业和国际事务圈子去的时间。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国际交通生命线的一个主要部分，补偿了因发现绕好望角的航线而遭受的损失。运河全长一百英里，开凿费约二千万镑，其中大半是在以法国为主的欧洲，用公开征求认股的方法筹得的。埃及总督的份额是十七万六千六百零二股，每股二十英镑，这些股票，于1875年被英国政府买去了。

运河是在易司马仪在位时代开凿的，他的奢侈导致国家的破产，并且终于招致欧洲的干涉。易司马仪慷慨地提出要把埃及的年贡加一倍，因此&ldo;崇高的阙下&rdo;曾于1866年和1873年，赏赐他赫迪夫（khedive）的称号和长子继任权，让他的儿孙世袭这个职位，这几乎等于承认他的主权了。1879年，英法对埃及建立了共管制，而赫迪夫被废黜。这个时期，军队和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起而造反，他们获得一位军官的支持，他叫艾哈迈德&iddot;阿拉比，也是农民出身的。当时军队的军官，大半是塞加西亚人；农民忍受重税、兵役和徭役制的痛苦，政府可以强迫任何壮丁去做少偿的或无偿的劳动，而所修建的公共工程往往又是效益可疑的。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1882年9月13日英国人在特勒凯比尔大丘获得胜利，阿拉比被流放。英国人由此获得占领埃及的机会，虽然埃及依然是在有名无实的土耳其的宗主权之下，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便宣布埃及为保护国了。于是，赫迪夫阿拔斯&iddot;希勒米被废黜了，他的叔父侯赛因&iddot;卡米勒，以素丹的称号继承了他的职位。1917年，富阿德继承了他的哥哥侯赛因，1922年2月，在保护关系结束的时候，他成为埃及国王，宣布埃及独立，并公布了宪法。英国方面的让步，是由于本地人的斗争，才做出的。民族主义者的领袖赛耳德&iddot;宰格鲁勒是阿拉比的一个追随者，他象阿拉比一样，是农民的儿子，但比阿拉比更有才能，并且受过更高的教育。这位激烈的律师，是哲马鲁丁&iddot;阿富汗尼的学生，在穆罕默德&iddot;阿布笃的领导下，曾任《埃及大事》的编辑，他在1919年要求英国人准许他率领一个代表团（wafd），到巴黎和会去，到伦敦去，替埃及作辩护，但是，他遭到拒绝，而且被送到马耳他岛去，这个行为立即把他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他和他的党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1936年签订了英埃条约，规定英国占领军撤退到运河地带，把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责任让与埃及政府，并且相互帮助，对付敌人，包括港口、机场和交通工具等的使用。1952年发生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富阿德的儿子法鲁克国王被废黜，君主政体被推翻，1954年成立了共和国，领导人就是阿卜杜勒&iddot;奈绥尔（纳赛尔）上校。他大胆地反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因而1956年被公认是整个阿拉伯的英雄。他推行了社会主义类型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在阿拉伯人的新月地区，政治干涉采取了托管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建立了托管制。法国的兴趣是着重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个关乎威望的政策，是用来抵消英国的影响的，也是回溯到十字军战役时代的&ldo;传统友谊&rdo;（aitiétraditionnell），是庄严的素莱曼赠给法兰西斯一世的治外法权所承认的。正是法国军队，于1860年得到列强的同意后，在黎巴嫩登了陆，作为防止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安全措施。这些所谓甲级托管地的行政，缺乏国际联盟盟约所定的理想，即托管地人民的福利构成了&ldo;文明的神圣义务&rdo;，托管国的主要任务是为托管地的完全独立提供必需的忠告和帮助。特别令人焦急的，是叙利亚人所感受到的困苦，他们责备法国官吏象在北非那样使用殖民主义的方法，把本国政府当成门面，对于高涨的民族精神缺乏认识，阻止阿拉伯语的使用，把本国的通货跟法郎联系起来，而使其跌价，挑拨离间各党派或教派的关系，使用各种镇压手段，包括监视、监禁、流放等。为了行政的目的，而把这个国家分成若干州，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把伊斯肯德伦港割让给土耳其，这是引起人们抱怨的另外两件大事。维持治安，改良交通，扩大耕地面积，给予受教育的便利，树立现代政府的体制，以及使社会现代化等，这些都是能使托管地区得到好处的办法，但是，任何办法也都不能阻止高涨的不满浪潮。1925年7月，德鲁兹山发生了造反事件，很快就传遍大马士革及其邻近的城镇。象这样的连锁反应，一直没有停止，到1945年，最后一批法军终于被迫从叙利亚领土撤退了。那是在黎巴嫩独立之后两年的事情，黎巴嫩与法国托管者始终保持友谊关系，后来获得解放，成立了共和国。伊拉克在更早些的时候，就开始采取反对英国托管的行动了。1920年在幼发拉底河下游各部族之间，以及在纳贾夫、卡尔巴拉等神圣城市里开始的造反活动，导致英国以间接统治代替了直接统治。1921年8月，侯赛因国王的次子费萨勒被立为伊拉克立宪政体的国王，在1920年3月8日到7月25日的期间，他曾占据过临时的叙利亚宝座。随后签订过几个条约，以1927年12月的条约为最重要，在这个条约里，英国承认伊拉克为独立国，并与伊拉克建立以二十五年为期的同盟关系。1930年6月的条约明确写道：英国放弃托管的权利，承认伊拉克的完全主权。这项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国王费萨勒一世的政治家才能，可是到了他的第二个继任者的时期，这个政权就不行了。1958年发生了军事政变，费萨勒二世（1939‐1958年）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兼首相）一道被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个时候，阿拉伯人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就是用右手抵抗欧洲的进攻，同时用左手接受和采用欧洲的观念和技术。从欧洲取得的各种新成就，都被利用来对欧洲人作战。从欧洲输入了无数的新观念，其中以民族主义和政治民主为最有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于拥护民族主义，进而便要实现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这两者又导致了为摆脱外国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西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和物质的价值，而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还有，宗教上的普遍性的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权，也是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穆斯林们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与其说是泛阿拉伯主义，不如说是泛伊斯兰主义。斗争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十九世纪晚期，埃及智力上的水土已变得适宜于新概念的生长了，这主要是由于开明的改革家穆罕默德&iddot;阿布笃（1849‐1905年）的著作和演说所造成的影响，他曾升任埃及的穆夫替（ufti），即最高的宗教职位。穆罕默德&iddot;阿布笃是哲马鲁丁&iddot;阿富汗尼（1839‐1897年）的大弟子，而阿富汗尼在着手推行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方面是第一个主要人物。阿富汗尼出生于阿富汗，曾侨居印度、麦加、君士坦丁堡等地，后来迁居埃及，在那里与埃及的政治运动相提携，那个运动就是以阿拉比的起义告结束的。穆罕默德&iddot;阿布笃以此次起义的共谋犯的罪名，被流放到叙利亚去。伊斯兰教的颓废情况，使他很担心。他非难毒害信仰的那些迷信和异端，在这方面，他追随了伊本&iddot;太伊米叶。他所开的处方是，宗教在智力上和政治上的复兴，应同在一个最高首领下政治上的统一互相结合。这个人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和任教，又同哲马鲁丁&iddot;阿富汗尼一道在巴黎发行过阿拉伯语刊物，他主张，伊斯兰教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他对于《古兰经》的某些正文，作了合理的注释，并且承认伊斯兰教的经院哲学是不够的。哲马鲁丁鼓吹政治革命，穆罕默德&iddot;阿布笃却鼓吹宗教的觉醒，以引起宗教改革。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被装在一个介壳里面，对于打破这个介壳，现代作家所作的贡献，任何人都比不上他们师徒二人。他们对于已经开始了的工作，谁都没有彻底完成，但是，他们的学生都是很有成绩的，如嘎西木&iddot;艾敏（1908年卒），是首先猛烈攻击多妻、休妻和戴面纱的；穆罕默德&iddot;赖世德&iddot;里达（1935年卒），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盖莱孟，1897年去到埃及，发行了穆罕默德&iddot;阿布笃的各种著作，编写了他的传记，并且在《光塔》（al-anār）月刊里继续了他的传统。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改造阿拉伯人社会，并且使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相调和，这仍然是同时代的穆斯林所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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