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

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

设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

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以发展为主。

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

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我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形成过程。

日伪对第四分区&ldo;清乡&rdo;后，除师直属队和第二分区的机关、部队要在东台南北地区活动外，第三、第四分区的主力团有时也需要转移到第二分区休整，或待机配合第四分区作战，因此，很觉得地区狭窄，部队拥挤，而大批干部亟待整风，缺少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便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地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

去时由台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都真武庙，从昭关坝伪军据点中通过扬淮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十五余公里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场（州）天

（长）公路，到达黄花塘军部。

九月返回苏中时，由天长之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上，经黎城（金湖县）过淮河，然后在平桥、泾河两据点间夜渡运河，越过封锁线，接着乘船过建湖、兴化间的水网地区，再越过通榆路回到台南地区。

我们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行程五百余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同干部、群众交谈。

在临汗以北的团寨，又与第十八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

我注意到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结合部。

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

一九四三年韩顽弃守后为敌伪所占。

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十余处据点。

我们也跟进开辟工作，一年来已在安丰、曹甸、泾河镇一线以南，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初步基础，其余地区伪化仍深。

我设想，如果我们集中兵力拔除车桥、泾口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配合作战也不会协调。

而我方得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干部开展整风运动，集中主力进行整训，还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工作的指导。

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

这样就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

在这一地域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需要考虑的。

为此，战役发起时机应该审慎待机。

到了一九四四年二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时，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ldo;扫汤&rdo;，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

我便向与会的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同意，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当时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分析比较：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击；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

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取了第三方案。

因为执行第一方案，虽背靠第三师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未克，敌伪防备甚严，而且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

第二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

第三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

为此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车桥座落在涧河（又名ju花沟）两岸，东西二华里）南北一华里半，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ldo;车&rdo;字，是以得名。

敌伪占领后，驻扎日军一个小队，约四十余人，伪军一个大队，约五百余人。

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五十三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

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