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们获悉罗卓英经过几个月的&ldo;围剿&rdo;，正将主力集结于城市和交通干线。

刘英同志判断敌人的&ldo;围剿&rdo;已经结束，要我即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

我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判断敌人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ldo;围剿&rdo;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我们的意见未能取得一致，刘英同志即以省委的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焜同志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我们进到浙西南地区外围后，了解到经过敌人几个月的&ldo;围剿&rdo;，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同志已经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走失外也已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和部队，已化整为零，转入隐蔽的斗争。

敌人的堡垒工事象围棋子一样，遍布整个地区。

罗卓英的主力部队在经过军事进攻的第一个回合以后，收缩驻扎于浙西南及其周围的城市和交通干线，由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进入第一线，继续&ldo;清剿&rdo;，斗争正转向深入，敌情仍然很严重。

在这种形势下，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去，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但许信焜同志坚持要执行刘英同志的决定。

虽然由于我的决断，部队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了几次奇袭，随即转到广大地区去打游击，但却加深了我同刘英同志的分歧，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共同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

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从浙南方面来说，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同时我们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受&ldo;左&rdo;倾冒险主义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双方都有气，以致产生了矛盾。

临时省委本应按照党的原则妥善地来处理这些矛盾，但刘英同志却想&ldo;统&rdo;掉闽东。

他几次提出要把叶飞同志留在临的省委工作，藉以调离闽东。

我不赞成，认为这对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不利，也不符合组成临时省委的初衷。

我对刘英同志决定派到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认为不当，可能对双方团结起不好的作用。

刘英同志未采纳我的这些意见。

临时省委成立后，三个主要领导人经常分开活动，省委的实际工作由刘英同志主持。

刘英同志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

刘英同志的这些做法，不能不引起闽东同志的疑虑和反感，也使我感到很难办。

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

不久又发生了同黄道同志联系的问题。

临时省委成立后，我们很想再同闽北游击区的黄道同志取得联系。

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我正转战于浙闽边境，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道同志，希望黄道同志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协同配合问题。

在当时我们三个地区的负责人中，黄道同志是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我认为由他出面召集会议是最适合的。

刘英同志也给黄道同志写信联系过，但对于我给黄道同志写信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一九三六年三月，刘英同志写信给叶飞同志，说临时省委已于二月二日决定叶飞同志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同志来省委。

当时我是组织部长，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直到前些时，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

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一九三六年秋（时间记不准），我正活动于闽浙边境之庆元县境，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

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

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

当时，受王明&ldo;左&rdo;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

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

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扣押叶飞同志导致了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以后，浙南方面仍然沿用&ldo;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rdo;这个名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改为&ldo;中共浙江省委&rdo;）。

当我到达临时省委后，刘英同志立即召开会议，提出了所谓&ldo;分裂省委&rd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