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桂心讲到这儿便开始神经质地抖动双腿，这与她的衣着打扮不太相称。

但我愿意原谅她这个失控的小动作，那个名叫陈非的5岁男生的死亡使我逐渐对韩桂心认真起来。

我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我说当时滑梯上其他小朋友是否看到了你推陈非，他们有什么反应？韩桂心说她不知道别的小朋友看见了什么，但当时四周安静极了，滑梯上下的孩子没有一个人吭声，也没有一个人哭。

似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事关重大，又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被这重大的事件吓蒙了。

这些四五岁的孩子既没有叙述一件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没有为一个死亡事件作证的资格。

韩桂心说和她同班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他们，即使见面彼此也不相识。

几十年前与她同班的陈非死亡的目击者们，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对当年的韩桂心小朋友提出质疑。

也许他们的确不记得她了，有哪个成人能够把幼儿园同班小朋友的名字牢记在心呢？韩桂心说她有时会从心里感谢那些终生不再谋面的小朋友，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群孩子的大智若愚，还是他们真的对她当时的行为浑然不知。

我又问韩桂心说，你刚才讲到陈非从滑梯上栽下去落在一堆废铁上，依据北京路幼儿园的优美环境，怎么能容许一堆废铁堆在滑梯下边呢？韩桂心说这正是我要对你讲的。

那是1958年，全中国都在大炼钢铁，全中国都在盼望十五年内超过英国。

当时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十五年内赶上美国。

咱们这座城市，开始了全民炼钢，全民修水利，对了，还有全民写诗，这段历史你应该了解（对笔者）。

那两年几乎全中国的人都成了诗人，或说都有可能成为诗人。

诗每日的产量在乡村是以车为单位计算的，听我母亲说，那时候报纸经常报道郊区某村农民拉着一车一车的诗作往市作家协会送。

城乡上下，几乎每个单位都垒起小高炉，街道号召各家各户贡献废铁，幼儿园老师和阿姨也四处搜罗园内工具房里的旧铁管、旧铁车、三角铁，甚至报废的秋千链、铁转椅……至于为什么会有一堆废铁堆在滑梯底下，我从未与我母亲作过探讨，我只知道幼儿园后院也垒起了小高炉，老师和阿姨分作两班日夜守在炉前炼钢。

我私下猜测废铁堆在惹人注目的游乐区内，多半是给来参观的人看的吧，那时北京路幼儿园经常接待各级参观者——包括你奶奶（韩桂心突然指着笔者）。

幼儿园领导愿意让参观者进得园来便立即看到幼儿园并不是个世外桃源，这里和全中国一样也满是大跃进的气氛。

哪一个领导者不懂得制造气氛的重要，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

那么，还有什么比废铁堆在游乐区的糙坪上。

堆在小朋友上上下下的滑梯旁边更具热气腾腾的大跃进氛围呢？难道那仅仅是废铁么？无论幼儿园领导还是前来参观者，都会从这堆废铁中看见一炉炉好钢，因为小高炉就在后院。

当眼前的废铁源源不断地投入小高炉之后，我们离英国佬美国佬为时不远矣。

到那时制造一只小小的铁皮猴要钱又算得了什么——韩桂心说这最后一句话是她过若干年之后才想起来的。

在我5周岁以前，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简单的。

我们清苦，没有多余的零花钱，粮食和全国城市人口一样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里有一定比例的粗粮，比方红薯面要占据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

我母亲是个粗粮细做的巧手，她会把红薯面外边包一层白面擀成饼来吸引我的食欲。

在冬天，她还会做一种名叫“果子干”

的大众冷食。

她把柿饼、黑枣、杏干、山里红用凉开水泡成糊状，盛入搪瓷小锅放置户外，吃时搅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干”

就成了。

每天晚上我们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洗过脸洗过脚，我们围坐在炉边，我母亲往炉盘上烤几粒红枣，为的是熏出一屋子枣香。

我守着热炉子，吃着冰凉的果子干，我们娘儿俩再一块儿说一阵子我父亲的坏话，然后刷牙，然后就上床睡觉。

一般是由我母亲开头说我父亲的坏话，我是坚决的随声附和者。

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说：“暴君！”

我母亲说我父亲和她打架的时候那种抓起什么摔什么的行为简直能把人气死，我就说：“气死我了！”

我母亲说像他这样的人谁还敢再跟他结婚呢？我就说：“谁还敢呢！”

我母亲说什么人跟他结婚也不会好的，我就说：“不会好的！”

每到这时我母亲反而冲我笑起来，说我是个傻孩子。

我也冲着我母亲笑，虽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