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作为“提醒者”

，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建立文化的最古老的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设立这种‘提醒者’的制度。

……宗教仪式一直是这种‘提醒’过程中的关键手段。”

883——这种“提醒者”

的概念非常宽泛，如前面的例子里，运动装和西服裙都在扮演着“提醒者”

的角色：你是一个青春女生，一位白领淑女。

也就是说，一种巧妙的外在形式，在提醒和约束着你的内心和举止行为。

儒家就是深谙此道的，不解个中滋味的人往往斥儒家的繁琐礼仪为“得形忘意”

，认为真正的“道”

在于“得意忘形”

，殊不知形式主义之中便蕴涵着许多深意。

所以，像孔子和荀子那般充满着理性智慧的头脑，面对鬼神与仪式的问题时，才会表现出那般看似自相矛盾或曰虚伪的态度，因此受到了墨家等敌对学术势力的猛烈抨击。

孔子的这种态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内涵，涂尔干的一段论述正可为之作一番深入阐发：

尤其在那些最开化的民族和环境之中，我们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信仰者，虽然当他们个别地看待每个仪式的时候，会对教条所归之的特殊效力抱有怀疑，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参加膜拜。

他们无法肯定仪式所规定的各种细节是否可以根据理性来判定，但他们发觉如果让自己摆脱各种繁文缛节而赢得自由，则不可能不陷入道德混乱的状态之中。

他们的内心信仰失去了理智基础这一事实，恰恰凸现了他们赖以存在的深刻根源。

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统而化之地把各种仪式规定归结为简单粗陋的理性主义的肤浅批评，信仰者通常会不屑一顾：因为宗教仪轨的真正验证，并不在于它们表面上所追求的目标，而在于某种看不见的作用，这种作用施加在我们的心灵上，并借此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同理，当布道者号召人们信仰的时候，他并没有把精力放在直截了当地确立和有条有理地论证任何特殊命题的正确性上面，或者是各种教规的功利性上面，而是通过定期举行膜拜仪式来唤起并不断唤起人们的情感，以获得精神上的惬意。

这样，他们就创建了信仰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要比证明更重要，它可以使心灵忽略逻辑推理的不充分性，并为人们亟欲接受的命题做了铺垫。

这种有益的偏见，这种信任的冲动恰恰构成了信仰；同时信仰也树立了仪式的权威，对于信仰者来说，不论他是基督徒还是澳洲人（案：这里所谓“澳洲人”

是指澳洲土著），这种权威都没有差别。

基督徒的惟一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说明信仰得以形成的心理过程；他知道“唯有信仰，才能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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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仪式越正式、越复杂，所发挥出来的仪式力量也就越大，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暗示也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