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服从像对待自己的邻人那样对待一切人这种要求，会使扩展秩序的发展受到阻碍。

因为如今生活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人取得利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互以邻居相待，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了扩展秩序的规则，譬如有关分立的财产和契约的规则，代替了那些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规则。

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会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让很少人有所收获和人丁兴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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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此说并非无源之水，先贤如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对罗马之灭亡的分析正是这一论调，只不过相对粗疏罢了——以孟德斯鸠那句颇为吊诡的话概而言之：“如果说帝国的伟大毁掉了共和国，则城市的伟大足以毁掉共和国的程度并不更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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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当社会变大到其社会结构足以发生质变之后，以往的黄金时代也只能成为足供珍视的回忆而无法变为可供实践的蓝图。

当然，对新的秩序感受不适、甚至痛心疾首总是难免的，在剧变的转型期尤其如此，于是，人们对古老的黄金时代的呼唤也就越发强烈。

从这个角度看，孔、孟乃至通行本《老子》，都是这一呼唤行列中的强音。

这样的呼喊，或许痛楚在所难免，毕竟，“人们为了使扩展秩序得到发展，必须限制某些‘善良的’本能，这就是后来又变成冲突来源的结论。

例如，卢梭是站在‘天性’一边的，虽然他的同代人休谟明确说过，‘如此高贵的情感（如乐善好施），就像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狭隘的私心一样，并没有让人们适应大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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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脉络清晰展示，春秋诸侯政治和社会结构来源于氏族传统，质变性的“社会变大”

问题在发展过程中绝不仅仅出现过一次。

贵族社会与氏族传统的冲突，很快又被侯国扩张与贵族传统的冲突所取代，“修齐治平”

在其后两千年的专制时代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从“齐家”

再也难推出“治国”

了，遑论“平天下”

。

费正清和赖肖尔曾在“社会变大”

之外还加上了“技术进步，财富增加，商业得到发展，政治机构扩大”

诸般原因，以昭示周代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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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儒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矛盾如何调和，作得最成功的应该算是宋代张载。

张在他著名的《西铭》里提出“民胞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