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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种龃龉,章太炎曾有一个弥合之论:孔子自己说过,他“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从这层意义上看,《春秋》是经,《孝经》是传,两者正是教材和教辅的关系。
看看《春秋》,发端为“元年春王,正月”
,接着便是“仪父嘉隐公之至孝”
,推尊邾仪父,正是推尊鲁隐公,由此看出《春秋》包纳了《孝经》之义。
《春秋左传正义》认为《左传》明明是说鲁隐公主动向邾国交好,并不是邾仪父仰慕鲁隐公,又在桓公十七年记载邾仪父和鲁桓公会盟,那鲁桓公并非善类,可《春秋》在这条记载里依然把邾仪父称为邾仪父,可见隐公元年所谓“贵而字之”
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春秋左传正义》如此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两国结盟,如果各怀鬼胎,这个盟是很难结得了的。
由此推知,鲁隐公虽然主动示好,邾仪父对鲁隐公也必有仰慕之心。
至于邾仪父和桓公会盟那次,《左传》说邾仪父是要以此重申当初和鲁隐公的蔑地之盟,虽然是和不贤的鲁桓公定了盟约,但其本意还是好的。
《春秋》责备贤者,这里对他称字,正是责备贤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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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这是以经学家的逻辑来弥合矛盾,总算是把难题给抹平了,但若以史学上的可信度求之,那可就不大好说了,至少其大前提“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便不那么可靠。
2.释“未王命,故不书爵”
《左传》的这一段解经之辞看似朴实无华,却似乎潜藏着对公羊理论的颠覆性的意见,焦点就在“未王命”
这三个字上。
“未王命,故不书爵”
,解释的是邾仪父之所以未被称爵而被称字的一个理由,即“之所以《春秋》没有按爵位来称呼他,是因为邾国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册命”
,这话背后暗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周天子最尊。
周代世界,本来就是周天子最尊(先是名实俱尊,后来只在名义上为尊),但公羊家的一个经典理论则是: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或曰以《春秋》当新王——如果按这个道理,鲁国才应该是最尊的。
不少人注意过这个问题。
北宋刘敞是继孙觉、孙复一脉之后另开一路学术风气的大师,他在《春秋权衡》里评说三传得失,在这里说到:《左传》说邾仪父称字是圣人表扬他,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