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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在这里还特意强调了《春秋》对时间记载的所谓义例:当初鲁国史官记录国家大事,肯定都有一定之规,时间上日、月相承,可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却有时候有月有日,有时候有月无日,孔子作《春秋》不可能体例如此混乱,所以这些细微差异一定是暗示着他的思想精义,读者需要认真体会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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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烝尤申此义,说《春秋》体例谨严,就算有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但还要按规矩记录一下日期,更何况是这等重要的国际会议?所以说,《春秋》取材于鲁国历代的国史,在这段话里本来一定是记载了具体日期的,只是圣人在后来编纂的时候因为看到后文有背盟之事,这才为了表示褒贬而把日期抹掉。
——钟由此而把《春秋》推上了一个高度:《春秋》的行文风格是“前后相顾,彼此互明”
,这是圣人的宏伟构思,如果我们仅以史笔衡量之,那就太小看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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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在这里清晰道出了经学主旋律:经学是经学,史学是史学;经学是至高的政治哲学,是圣人的经天纬地之术、万世常青之法,其地位远非史学所能及。
835而在经学的光环之下,史学也难免受着“春秋大义”
的引导,褒贬的意图总在汗青之中刻意凸显。
伟大如司马迁,既是孔子的崇拜者,又在董仲舒门下接受过公羊学的专业训练,《史记》便多有效法《春秋》笔法之处。
话说回来,虽有了“善恶两举”
的说法,但我们还是不能明白:这次会盟看来是鲁隐公主动发起的,后来在鲁隐公七年鲁国攻打邾国应该也是鲁国率先发难,到底该表扬谁,又该责备谁背信弃义呢?歧说如云,越深入越容易迷惑,以下便要求助于《左传》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了。
(八)《左传》经解: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1.名、字之辨
《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
未王命,故不书爵。
曰“仪父”
,贵之也。
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译文】
鲁隐公元年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盟。
邾仪父就是邾国国君,名克。
之所以《春秋》没有按爵位来称呼他,是因为邾国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册命。
称“仪父”
,是抬举他。
鲁隐公刚刚摄政,想和邾国交好,所以发起了这次蔑地之盟。
《左传》首先就和《公羊传》、《榖梁传》出现了一个史实上的分歧:怎么变成鲁隐公主动向邾国交好了呢?这个矛盾恐怕很难解释了。
再看称谓问题,《左传》的风格比较朴素,相比其他两传而言,多是就事论事,《左传》之所以说邾仪父就是邾子克,据学者们推测是因为《春秋·庄公十六年》提到过“邾子克卒”
,虽然这很难说是什么过硬的证据(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方苞的怀疑),但历来都是这么讲的。
《春秋》一经三传,人物称谓之混乱,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障碍,经常要前后检索、多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