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在这里还特意强调了《春秋》对时间记载的所谓义例：当初鲁国史官记录国家大事，肯定都有一定之规，时间上日、月相承，可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却有时候有月有日，有时候有月无日，孔子作《春秋》不可能体例如此混乱，所以这些细微差异一定是暗示着他的思想精义，读者需要认真体会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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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烝尤申此义，说《春秋》体例谨严，就算有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但还要按规矩记录一下日期，更何况是这等重要的国际会议？所以说，《春秋》取材于鲁国历代的国史，在这段话里本来一定是记载了具体日期的，只是圣人在后来编纂的时候因为看到后文有背盟之事，这才为了表示褒贬而把日期抹掉。

——钟由此而把《春秋》推上了一个高度：《春秋》的行文风格是“前后相顾，彼此互明”

，这是圣人的宏伟构思，如果我们仅以史笔衡量之，那就太小看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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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在这里清晰道出了经学主旋律：经学是经学，史学是史学；经学是至高的政治哲学，是圣人的经天纬地之术、万世常青之法，其地位远非史学所能及。

835而在经学的光环之下，史学也难免受着“春秋大义”

的引导，褒贬的意图总在汗青之中刻意凸显。

伟大如司马迁，既是孔子的崇拜者，又在董仲舒门下接受过公羊学的专业训练，《史记》便多有效法《春秋》笔法之处。

话说回来，虽有了“善恶两举”

的说法，但我们还是不能明白：这次会盟看来是鲁隐公主动发起的，后来在鲁隐公七年鲁国攻打邾国应该也是鲁国率先发难，到底该表扬谁，又该责备谁背信弃义呢？歧说如云，越深入越容易迷惑，以下便要求助于《左传》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了。

（八）《左传》经解：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1．名、字之辨

《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

未王命，故不书爵。

曰“仪父”

，贵之也。

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译文】

鲁隐公元年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盟。

邾仪父就是邾国国君，名克。

之所以《春秋》没有按爵位来称呼他，是因为邾国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册命。

称“仪父”

，是抬举他。

鲁隐公刚刚摄政，想和邾国交好，所以发起了这次蔑地之盟。

《左传》首先就和《公羊传》、《榖梁传》出现了一个史实上的分歧：怎么变成鲁隐公主动向邾国交好了呢？这个矛盾恐怕很难解释了。

再看称谓问题，《左传》的风格比较朴素，相比其他两传而言，多是就事论事，《左传》之所以说邾仪父就是邾子克，据学者们推测是因为《春秋·庄公十六年》提到过“邾子克卒”

，虽然这很难说是什么过硬的证据（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方苞的怀疑），但历来都是这么讲的。

《春秋》一经三传，人物称谓之混乱，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障碍，经常要前后检索、多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