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军驳徐偃的话还有不少，不作详引，后来徐偃理屈词穷，只好等死，而终军的这番诘难大受汉武帝欣赏，还被下发张汤学习。

但是，切莫以为“王者无外”

就真的战胜了“专断于外”

，同是汉武帝时代的吕步舒审断淮南王谋反案，本着“专断于外”

的春秋大义整掉了好几千人，同样大受汉武帝的表彰。

无论如何，《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所记毕竟是封建社会的陈年旧事，越来越难适应于皇权专制的社会转型了。

一般来说，不论是圣人经典还是民间曲种，凡遇到此种情况，前景不外二途：要么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要么就与时俱进，主动去适应一个又一个的新时代、新风貌。

前文中孙觉等人的解经就是一个典型：要在皇权社会里阐释封建思想（这里用“封建社会”

的原始意义），阐释得越深刻，或许就离经典的本义越远。

就这类思想典籍来说，政治与学术毕竟是在两条路上，政治上要与时俱进，学术上要溯本求源，渐行渐远也许才是正常之态。

关于邾仪父和鲁隐公的这次的盟会，历代专家们在义理上作了无穷的辨析，但从事实来看，称名和称字的原因也许相当单纯，这点可以参照徐复观对周代姓氏问题的一段分析：“西周以前，姓氏两个名词，常常可以互用。

自周初始，则姓以标国，氏以标族。

有氏始有族，否则在小宗五世之后，只能算是无所系属的孤单的一人一家，此时虽可向上追溯于他的姓，但姓只能由大宗、国君代表，他人不能称用，等于没有姓。

所以“《春秋》隐、桓之间，鲁有无骇、柔、挟，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

，既未赐氏，又不敢称姓，故仅称名。

如在国外，既不能称姓而又无氏，则在名上冠以国名。

如宋之公子朝，在国外则称宋朝；卫之公孙鞅，在秦则称卫鞅者是。”

821

（六）地期与时间，小信与大信

问：“公及邾仪父盟于眜”

，这个“眜”

是指什么？

答：这是指会盟的地点。

（“地期也”

）

——这里又遇到《春秋》所谓“义例”

。

邾仪父和鲁隐公相约于蔑（眜），举行会盟仪式。

何休说：“‘公及邾仪父盟于眜’，这个‘于’字也是大有深意的：‘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以地定事者不加于’。”

徐彦跟着解释，822大意是说：比如张三在北京，李四在海南，某天通了个电话，约好第二天飞到上海签个合同，按照《春秋》笔法，这件事就可以写作：“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

可如果北京的张三和海南的李四同在上海办事，某天两人通了个电话，然后见面签了个合同，按照《春秋》笔法，这件事就不能再说“张三和李四签合同‘于’上海”

了，而要说成：“张三来上海办事，遂及李四签了合同。”

——这个分析主要是从文法上着眼。

公羊学家不光讲大义，也讲文法的。

当然，文法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大义：从“于”

字上嚼出了文法，从“三月”

这个看似单纯的时间记录上嚼出了大义。

何休认为，虽然孔子对邾仪父的这一作为作了表彰，但总体而言，凡书盟者都是批评。

大家搞盟誓总要指天划地的，说些诸如“谁反悔谁就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