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清代，黄中松作《诗疑辨证》，辨析周人先贤古公亶父的名字，说不能一看见“父”

就认为是字，从《左传》来看，以“父”

为字的虽然很多，但以之为名的也不是没有。

黄虽然在“以‘父’为字”

的例子里列举了邾仪父，但他“不能一看见‘父’就认为是字”

这个结论显然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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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也感觉此事可疑：附庸小国无爵可称，如果直书其名，显得不够客气，不是待邻国国君之道，那就称字好了，以示其地位低于子爵、男爵而高于夷狄。

所以，《左传》说“贵之”

，《公羊传》说“褒之”

，都没道理。

这无非是鲁国史官记事的常例罢了，并不是鲁史本来写作邾克，而孔子特意改成邾仪父以示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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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论者还有人在。

顾栋高引方苞的研究，说“仪父”

根本就不是“字”

，而是“名”

——不要以为凡是带“子”

、带“父”

的就都是字，这太过笼统了，比如介子推、仪行父等等，都是名而不是字。

《左传》说邾仪父名克，其实从时间上推算，邾仪父和邾克是两个人，邾克是邾仪父的儿子。

方苞的分析不止为顾栋高一人采信，而问题是，经学家如果信了方苞，原本的微言大义就需要修订。

清儒郝懿行《春秋说略》就是这样，认为“仪父”

是名而非字，《春秋》之所以称邾仪父，是因为邾国当时只是附庸小国，地位低，等后来有了爵位了，《春秋》才以爵位称之。

郝认为这才符合春秋大义，因为经文称“公及邾仪父盟于眜”

，按照《春秋》的书写体例，这个“及”

字是有讲究的，只能由内及外，不能由外及内——这个内，指的是鲁国；外，指的是外国。

（案：就像现代的中日邦交会谈，双方写字留念，中国这边的只会写“中日友好”

而不会写“日中友好”

，日方同理。

）这就是“以内及外”

的原则。

还有一个原则是“以大及小”

，鲁国是侯爵国，邾国是附庸国，所以要先写鲁国，然后才“及”

邾国，如果写反了，那叫“以贱及贵”

，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