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以辨明的等级意义之外，爵称也许和功能有关，也许和习俗有关。

就殷商的内服、外服制度来看，爵位实际应分成两大体系，一为内服，一为外服。

徐中舒谓殷商的“侯、甸、男、卫四种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还存在。

……侯、卫两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产的，男是服劳役的，这与周代的封建等级制是根本不同的。”

730由此可以推想爵制是由服制演变而来，继承传统而有所演变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凭空设计的可能。

如果说五等爵确实存在的话，这一爵制似乎是从一种分类体系转化为等级体系，就好比“工、农、兵、学、商”

，本来只是五种不同的职业身份而已，“农”

并不比“工”

低上一等，但这一分类体系演化为等级体系似乎也不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更何况，如果五等爵的所谓等级本就是不存在的或是模糊不清的，更可以从中推想在殷商服制演化为周代爵制的过程中，等级划分并未完美成型，而服制名称中的分类之本义也渐渐湮灭了，那么，要把爵位问题解释清楚，不借助于想像恐怕是有困难的。

于是，对五等爵的乌托邦式的描述才就此浮出水面。

第三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这是《春秋》于隐公元年的第二条记载，“三月，我国国君（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

这位邾仪父是邾国国君，但这个简单的记载马上带出了一个问题：国君一般都要称呼爵位，比如鲁隐公、晋文公、齐桓公，可这位邾国领导人怎么被称作邾仪父呢？

这是不是直称其名，稍后再论，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春秋》确实对这位邾国国君没有依照习惯称呼爵位。

这在经学家的眼里，恰恰是一处可以深挖“微言大义”

的地方。

这就要先说说邾国的背景：邾国并不是像鲁国、齐国那样的诸侯国，而是所谓“附庸国”

。

按照《孟子·万章下》的说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盘由大到小各有标准，但还有那些地盘实在太小的，连方圆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发生关系了，而是依附于附近的某一诸侯，是谓附庸。

731

（一）附庸解

据汪中《经义知新记》，附庸的“庸”

字与“墉”

、“鄘”

皆为一字，是“城”

的意思，732“附庸”

一词大概可以就此理解为：在城郭之外而附属于城郭。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专有“释附庸”

一节，说自从上古以来，今山东至河南东南部散居着许多氏族部落，而按照古时所谓“兴灭国，继绝世”

的原则，这些部落虽然历经改朝换代，却仍被允许有一块自留地以奉祀祖先，这与秦汉以后的专制时代是迥然不同的。

《论语》里“季氏将伐颛臾”

一节提供了关于附庸的一条宝贵资料：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

而谋动干戈于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