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位当与权利和义务有关。

说到义务，诸侯对天子的贡赋是有高低之别的，《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子产认为郑国位卑而贡重，从而据理力争，说道：“从前天子制法，贡赋的轻重是根据诸侯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的，位卑而贡重的是甸服，‘郑伯男也’，却让我们按照公、侯的标准纳贡，我们恐怕力所不能及，因此请求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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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产这段争辩里，有一句话很难断句，即“郑伯男也”

——到底是“郑伯，男也”

，还是“郑，伯男也”

，不易确定。

至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歧说就更多了。

722简而言之，依前者而论，郑伯的身份是男爵，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依后者而论，伯、男则属于同一个等级。

联系一下上下文，子产先说了“位卑而贡重的是甸服”

，接下来说“郑伯男也”

，那么无论是伯男还是男，指的应该是服制而非爵制，伯男与甸服对举，当是与甸服属于同样的一个分类体系当中的。

从《尚书》及金文来看，服制之分确实是西周史实。

723常有人以子产这段话来说明爵位与贡赋的关系，似乎不够严密，因为子产的话仅仅说明了服制，却没有说明爵制。

在爵位所涉及的权利与义务中，再来看看权利。

权利最切身的自然就是待遇。

周人的待遇标准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谓“授民授疆土”

。

侯志义《采邑考》表述这种关系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决定的，所以爵位是赐采的先决条件。”

724这就是说，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逻辑。

侯文随后引了两条史料来说明“爵位一定，禄俸亦随之而定。

《礼记》（卷十一）《王制》说：‘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国语》载叔向之语，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晋语八》）。

道出了这一事实。

意味按职务定爵位，再以爵位来立食禄。

爵位一旦确立，则禄俸随之而来。

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禄自然便显出差别来了。

禄与爵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西周时候，物质交换不普遍，货币经济不发达，天子、诸侯虽然赏臣下以货币（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装饰使用的。

而按爵以食禄之‘禄’，便只能以土地来充当——文献称作‘禄邑’。

因在为农业已居社会经济首位的西周时期，土地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成为宝中之宝，故以地为禄，是再好莫过的，也是事物发展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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