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点中，第一点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世道变乱、礼崩乐坏；第二点则让人疑惑：天子应当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

二字也是一级爵位，那又是由谁授予的呢？——这个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争论不休，易学家和今文学家力主天子之称为爵称，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天子非爵。

许慎《五经异义》力证天子为爵称，郑玄《驳五经异义》则从《仪礼·士冠礼》的“生无爵，死无谥”

出发，论证说：“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谥号的，自然活着的时候也有爵位。”

许、郑之争是东汉经学的一次重要交锋。

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把“天子为爵称”

这个问题在民本主义的大前提之下加以弥合：“君是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实都是一回事，并非绝世之贵；俸禄是劳动的报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禄就和庶人当差拿俸禄是一样的，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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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顾两说各有各的道理，郑说从逻辑出发，顾说则似在借古讽今，借古代文献阐发新的观念，很难说在考据意义上有多大的可靠性。

但毕竟古代文献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有限的证据中做出各自的推测罢了。

但是，仅仅从《春秋》一经三传来看，一般人便难免生出对五等爵之说的怀疑。

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那么，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

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数，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级的公爵虽然也只有五例，却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种种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统论之，他在《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颠覆旧说，认为五等爵之论只是后人附会罢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先从五等爵的字义入手，说“公”

原本和“君”

、“兄”

都是一回事，由“公”

孳生出“公子”

一词，但不存在“伯子”

和“侯子”

。

“公”

是一个很宽泛的称谓，并非爵号，凡是拥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称“公”

。

至于“侯”

，是从“射侯”

而来的，本义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

箭术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门武术，王室委任一些武士在中央直辖区之外负起守土御乱的职责，是为“侯”

。

“伯”

，原指家长，而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一家之长往往也就是一国之长。

“伯”

字也是一个泛称，并非爵位之一种。

“子”

的本义是儿子，一般情况下是指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诸侯庶子——大宗称伯，小宗称子，伯和子正是相对而言的。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