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接着又批评同一阵营的前辈郑玄，说他是个“陋儒”

：“郑玄把摄主解释成‘上卿代理君主执掌国政’，如果国君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难道这位上卿还就继位为君了不成？”

苏轼作结道：“摄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为母后摄政是理所当然的，这还了得！

所以我一定要把问题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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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之争，罕有定谳。

一般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关于隐公即位的记录有不少人就认为是鲁史原本有载而被孔子给“削”

去了——比如王守仁就持这种看法，他在《五经臆说》里如此设问对答：

问：隐公未尝即位，元年之称从何而来呢？

答：隐公确曾即位。

如果没即位，哪来的元年？《春秋》不书隐公即位，是孔子削去的，想让后人从中能探得其实。

问：隐公即位，《春秋》不书，这是为什么呢？

答：隐公因为桓公年幼而行摄政，是摄政通告天下，天下由此而知晓隐公让国之善，那些争权夺位的人会因此感到羞愧的。

问：既然隐公以摄政之名通告天下，那《春秋》就写他摄政好了，可《春秋》却什么也不写，为什么？

答：隐公为兄，桓公为弟，两人都是惠公的庶子，按照庶均以长的规矩，隐公自然该是国君，天下由此而知晓嫡庶长幼之分，那些变乱常法的人也会知晓什么才是对的。

问：既然这样，隐公自当即位，而他不即位又是为了什么？

答：诸侯立国，既要上承先君之命，又要得到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两个条件，所以不去即位。

天下由此可知父子君臣之伦，那些无父无君之人也会因此而感到畏惧。

《春秋》不书隐公之即位，一可以凸现隐公让国之善，二可以分明嫡庶长幼之别，三可以树立君臣父子之伦，扬善诫恶，是非俱现，真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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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竟被王守仁读出了这许多内容，更被发掘出如此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实在令人惊叹，这大约都是“居静穷理”

而来的吧。

想到王在《送刘伯光》诗中的“谩道六经皆注脚，还谁一语悟真机”

，这般学问大有禅思之妙。

清代学者极为反感王学，个中原因由此也可见一斑。

至于隐公未受王命，确是承自旧说，如程颐《春秋传》有过详解：诸侯即位必须经过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道手续，所以《春秋》不书即位，是不认可隐公正统国君的身份。

法则既立，鲁国十二君有的书即位，有的不书，各有各的缘由……677

程颐和王守仁学术虽然迥异，但各以各的义理当先。

义理正确了，史观也就正确了；史观正确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就可以贯通无碍了。

如程颐教导弟子，说《春秋》虽然“穷理之要”

，但读书人最好先把《论语》、《孟子》读下来，再通一经，然后再读《春秋》，“先识得义理，方可看《春秋》”

。

义理与史事的关系正如《春秋》之《经》与《传》的关系，“《传》为案，《经》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