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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接着又批评同一阵营的前辈郑玄,说他是个“陋儒”
:“郑玄把摄主解释成‘上卿代理君主执掌国政’,如果国君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难道这位上卿还就继位为君了不成?”
苏轼作结道:“摄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为母后摄政是理所当然的,这还了得!
所以我一定要把问题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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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之争,罕有定谳。
一般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关于隐公即位的记录有不少人就认为是鲁史原本有载而被孔子给“削”
去了——比如王守仁就持这种看法,他在《五经臆说》里如此设问对答:
问:隐公未尝即位,元年之称从何而来呢?
答:隐公确曾即位。
如果没即位,哪来的元年?《春秋》不书隐公即位,是孔子削去的,想让后人从中能探得其实。
问:隐公即位,《春秋》不书,这是为什么呢?
答:隐公因为桓公年幼而行摄政,是摄政通告天下,天下由此而知晓隐公让国之善,那些争权夺位的人会因此感到羞愧的。
问:既然隐公以摄政之名通告天下,那《春秋》就写他摄政好了,可《春秋》却什么也不写,为什么?
答:隐公为兄,桓公为弟,两人都是惠公的庶子,按照庶均以长的规矩,隐公自然该是国君,天下由此而知晓嫡庶长幼之分,那些变乱常法的人也会知晓什么才是对的。
问:既然这样,隐公自当即位,而他不即位又是为了什么?
答:诸侯立国,既要上承先君之命,又要得到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两个条件,所以不去即位。
天下由此可知父子君臣之伦,那些无父无君之人也会因此而感到畏惧。
《春秋》不书隐公之即位,一可以凸现隐公让国之善,二可以分明嫡庶长幼之别,三可以树立君臣父子之伦,扬善诫恶,是非俱现,真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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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竟被王守仁读出了这许多内容,更被发掘出如此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实在令人惊叹,这大约都是“居静穷理”
而来的吧。
想到王在《送刘伯光》诗中的“谩道六经皆注脚,还谁一语悟真机”
,这般学问大有禅思之妙。
清代学者极为反感王学,个中原因由此也可见一斑。
至于隐公未受王命,确是承自旧说,如程颐《春秋传》有过详解:诸侯即位必须经过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道手续,所以《春秋》不书即位,是不认可隐公正统国君的身份。
法则既立,鲁国十二君有的书即位,有的不书,各有各的缘由……677
程颐和王守仁学术虽然迥异,但各以各的义理当先。
义理正确了,史观也就正确了;史观正确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就可以贯通无碍了。
如程颐教导弟子,说《春秋》虽然“穷理之要”
,但读书人最好先把《论语》、《孟子》读下来,再通一经,然后再读《春秋》,“先识得义理,方可看《春秋》”
。
义理与史事的关系正如《春秋》之《经》与《传》的关系,“《传》为案,《经》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