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否摄政称王，这问题从史学角度看，不过是先秦史上的一个细节之争，即便在周代初年，也不过是周制初兴，就算周公当真称过王也不应该会动摇到周公在后人眼中的圣人地位，但在经学的视野下，这问题与时政的关系实在太大，广涉着秦汉以后皇帝和权臣的关系，尤其是受托孤而辅政的重臣与稚龄皇帝的关系问题，还有皇族内部的人际关系问题（比如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和方孝孺理论，就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之事来辅佐建文帝666）。

所以周公问题之所以是一个经学上的千古大难题，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现实政治上的大难题，而一旦牵扯上了现实政治，这问题便没有了事实上的对错，而只剩下站队的对错了。

另一方面，纯粹从经学意义而言，“崩”

也好、“薨”

也罢，所谓褒贬，都在这些小小字眼里微妙地隐藏着，而中国的历史观念正是由此发源，并且传之久远。

汪荣祖即视孔子为“中国传统史观之祖”

，当然，他是相信《春秋》纵然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也必是孔子后学所为。

汪说明道：“《资治通鉴》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斯皆《春秋》书法也。

历代作者视为当然，益可见《春秋》寓褒贬于书法，入史学之深也。

然则《春秋》一书，非仅编年之滥觞，亦史观之渊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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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史观就意味着：褒贬是第一位，史实是第二位，儒家官学思想在《史记》之后成为史家圭臬。

668那么，既然在修史的书法上可以堂而皇之地观念先行，因观念问题而剪辑乃至窜改史料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正当性。

仍以《资治通鉴》为例，这一点正是它遭人诟病之处。

周公摄政称王的问题并没有在古代专家那里有个了结，“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

这个问题并也没有随着何休、郑玄论战的结束而终止——如上所述，这在古代实在可称得上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问题，牵涉到“立国之常经”

和“天地之大法”

。

不妨把争论再看下去：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因在《史通》一书中菲薄圣贤而饱受诟病。

在刘知几看来，《尚书》、《春秋》各有疑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不都那么光辉夺目。

刘知几似乎是在以史家考据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折磨着儒家弟子的信仰，但也有人推测，刘知几那么说其实是意在言外的。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对此有一段评语，说看了这些话而大骂刘知几诋毁圣贤的，都是义人；能看出刘知几这是由质疑古史来寄托自己胸中愤懑的，都是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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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知几的胸中愤懑都在愤懑些什么呢？论者认为正是汉魏隋唐以来拿古代圣贤作风来遮脸的种种篡弑诛伐。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很为刘知几这个千古之“名教罪人”

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刘感愤时事，又怕因言获罪，这才佯狂非圣，意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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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起龙和钱大昕的阐释是否成立，很难确证，反驳者也不乏其人，但毕竟揣摩人心的结论无从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