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公的婚姻问题如果按后儒的标准，再说得武断一些，就是“再娶”

，在第一次婚姻之后又娶了仲子，戴震就持这种观点。

戴说《春秋》开始于隐公，当先便有三宗罪，第一宗就是惠公再娶，违背礼制，鲁国后来的祸患其源头就在鲁惠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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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嫡庶尊卑的名份和秩序还真是很重要，如果惠公严格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和继承法（如果当时确已完善的话）办事，就可以省去后来的很多麻烦。

现代人常常以为这些名位尊卑之说迂腐落后，甚至滑稽可笑，殊不知它们在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意义上确曾发挥过极大的功效，而无论这些规则在周代社会的真实情况到底为何，至少后儒没少以之当作各自时代里的政治与道德的准绳。

对于绝大多数的古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来讲，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何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思想和行动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这样的思想，贯穿了《春秋》一经三传。

8．释“元年春，王周正月。

不书即位，摄也。”

（1）何休与郑玄的论战

“元年春，王周正月。

不书即位，摄也。”

这句话才是《左传》严格意义上解经的开始，而前文孟子、声子、仲子那些内容则是“先经以始事”

（杜预语），把一段经文叙事中的前因交代清楚。

在经学史上，为《左传》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刘歆可能是第一人。

其时正值公羊学大兴，刘虽力挺《左传》，但毕竟也受到了公羊学风的影响，在《左传》里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

学者们普遍认为，刘歆既无法全然摆脱时代大风气的影响，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时人普遍把《公》、《榖》当作经学，认为这两部书是真正的《春秋》之传，而《左传》不过是一部独立成章的史书罢了。

尽管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左传》的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另外两传，但在当时，如果《左传》不被凿实为与《公》、《榖》相同的《春秋》之传，肯定不会获得官学经典的地位。

于是，刘歆治《左传》，也多有公羊风格，就以这句“不书即位”

来看，便被发掘出“不书”

和“不称”

的所谓“义例”

——也就是说，凡是《左传》记载“不书”

，都代表着圣人的某些意思，凡是“不称”

，也代表着圣人的某些意思。

这样的一种解读无论正确与否，确实影响到后世史书的书写体例，645但如果仅从文法和字义着眼，恐怕很难看出其间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的确，在一些经师（如服虔、贾逵）那里，“不书”

意味着这样一层涵义：原版的鲁史《春秋》在这里其实是记载了鲁隐公的即位的，孔圣人在修《春秋》的时候出于某种深刻的考虑，把即位的文字给删掉了。

反方意见肯定也是坚强地存在着的，杜预和孔颖达就说：隐公是摄政，根本就没行即位典礼，既无即位之事，当时的史官自然也就没记，而孔子沿用鲁史旧文，也没给添上一笔“公即位”

，《左传》跟着解释一下，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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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双方论辩的焦点集中在鲁隐公到底是“即位”

还是“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