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和酋长们的这些事情很像是我们熟悉的内容，如果经学家们看到了这些记载，大概会欣慰于周公制礼的影响力竟然波及到了这些遥远的比夷狄更要夷狄的地区。

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他已失去了真正的妻子，而此时他尚未把别的妻子提到她曾占有的位置上”

，意味着酋长终于会把某位“别的妻子提到她曾占有的位置上”

，这就是我们在鲁隐公元年所要面对的“继室”

问题了。

那么，“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些规则也会在他们那里发生作用吗？——这问题我们会在一部非常熟悉的典籍里找到参考，即，看看《旧约》里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和以实玛利的继承权之争，还有上帝的态度。

520是的，别看亚伯拉罕是个极端虔诚的信徒，可他有着两个妻子（早期的一些基督教派还曾由此认为上帝并不禁止一夫多妻制，他们甚至还不遗余力地提倡一夫多妻制，认为只有一夫多妻制才是合乎圣洁生活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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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隐公元年的这个“继室”

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前述当中，杜预的推测是：声子是孟子的姪娣或二媵的姪娣；杨伯峻则引出了《史记·鲁世家》的说法，推测声子是“贱妾”

，进而推论：鲁国此前似未有过以妾为妻之事，则声子只能称为继室，而不能称为夫人。

杜、杨的阐释都展示了前述《公羊传》所谓“子以母贵”

的一面，却并未涉及“母以子贵”

的这另外一面。

如果“母以子贵”

当真只是后儒附会，事情倒容易解释一些。

而我们不妨按照公羊家的说法试想一下：假如继室的儿子最后继承了国君之位，根据“母以子贵”

的原则，这位继室该不该升格为夫人？前文讲过：据何休解释，隐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元妃孟子应该没生过儿子），而桓公的母亲是右媵，在所有媵妾当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贵”

，桓公便是当之无愧的合法继承人，而在他成为继承人之后，“母以子贵”

，他的母亲也会跟着沾光，身份会从媵妾升为夫人。

而如果按照上文中傅隶朴对“仲子归于我”

之“归”

字的解说，桓公的母亲仲子则一过门就是正妻，桓公应该按照“子以母贵”

的原则作为继承人，但是，根据“诸侯不再娶”

的原则，鲁惠公迎娶仲子当属“非礼”

，那么桓公的继承人身份便不一定那么名正言顺了。

——问题到此需要两说，一是“诸侯不再娶”

证之《左传》，似有可疑，或者说恐有后儒乌托邦的影子；二是假定“诸侯不再娶”

为真，则《公羊传》所谓隐公和桓公“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