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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家大谈“黜周王鲁”
,推鲁隐公为始受命王,这条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领悟这里的“春秋大义”
分明是贬斥鲁隐公。
胡安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此见且议论更详:“国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庙之礼,史官也一定会记录新君即位,而隐公即位却不见于《春秋》,这分明是孔子把这话给‘削’了去。
古时候诸侯继位袭封,必是继承前任国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禀告。
而鲁隐公‘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是大夫们要立他为君,居然成真,于是乎后来种种篡弑纷争便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一个坏的开头。
所以《春秋》‘削’去‘公即位’来贬斥隐公,这是为了彰明大法,摆正父子君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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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陆淳还曾从“正月”
这个字眼上读出过孔子对“公即位”
的一番微言大义: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春秋》记载鲁隐公时代一共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里,只有隐公元年有正月,后边十年全不见正月的影子。
元年有正月,意味着鲁隐公理应即位却没有举行即位典礼,而其后十年未记正月,是讽刺鲁隐公理应为君却因行事不正而惹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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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前代先贤们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贴切暂且不提,先说一下他们所透露的一个史料信息:诸侯虽然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继承人接班虽然有着明确的论资排辈的标准,但是,新君即位是要有正式典礼的,必须经由周天子的册封才行,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续,如王玉哲所谓:“诸侯对封土及人民在理论上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诸侯对国土可以世袭,但其嗣君必须得天子的批准,才有权即位。
……岂但诸侯后嗣必须经王之批准,连诸侯国内之卿大夫,也必须由周王直接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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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的这个“批准”
,是为“策命”
,是一件非常郑重其事的事情。
在青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到这种册命,比如西周中期或晚期的《伯晨鼎》记载周王册命▓【造字:左上“甘”
,左下“十”
,右“亘”
】侯伯晨,铭文大意是:“八月丙午日,王命令▓【造字:左上“甘”
,左下“十”
,右“亘”
】侯伯晨说:‘继承你祖先的爵位,封侯于▓【造字:左上“甘”
,左下“十”
,右“亘”
】地,赏赐你黑黍酿造的香酒等等等等……’伯晨行拜谢大礼,称颂感激王的盛德云云,于是铸了这个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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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隐公即位如果没得到周天子的册命,也许其合法性真成问题。
但这事究竟如何毕竟也难于言之凿凿。
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春秋》到底对鲁隐公是褒是贬、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这都越发令人困惑了。
的确,无论正方还是反方,说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