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这番话，指出“母以子贵”

为后儒新说，并非周人旧制，这话不错，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较高”

云云却和公羊家的意见颇有矛盾，因为按后者的说法，诸侯结婚是谓“一聘九女”

，这“九女”

都是同姓贵族，身份上高低贵贱的差异并不是非常显著的。

在这个问题上，陈锦城考据“‘立嫡立长’之原则在春秋时期并无明显史料以资证明”

，至于“母以子贵”

之说，则很可能是公羊家为了迎合时政而自创来的，如果把话说重一点，就是曲学阿世。

按陈的分析，汉代后妃大多出身微贱，但就当时情形而言，这似乎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春秋时期诸侯林立，贵族遍地，王子、公子和公主许许多多，门当户对的等级内婚制自然可以大行其道，但到了西汉，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人被剪除殆尽，同姓诸侯又不能通婚，王室的配偶不到民间去寻还能到哪里去寻？这就“无形中打破了等级的观念。

上位者对等级观念一趋淡薄，遂予后妃的身份，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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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考诸汉朝自高帝至武帝的后妃史事，推论有：一，在《公羊传》著于竹帛之前，“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之说可能已是当时的俗语；二，在汉武帝被立为太子之后，这一继承原则才真正得以确立，而自武帝以后，皇后与太子都遵循此说，因为它很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三，司马迁曾在董仲舒门下学过公羊学，他在《史记·殷本纪》里对于纣王即位的那段涉及“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记载可能受了董仲舒的影响；四，董仲舒和胡母生治公羊学正在汉景帝时期，“当董、胡二人在著于竹帛而成《公羊传》一书时，是否有可能把其经学立场一并加入，一方面讨好景帝以利于学官，另一方面成就自己之学说，则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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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推论中，对于第四点“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

，同样“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有”

，第三点也殊难确证，因为《吕氏春秋》对于商纣王继位的类似记载显然成于司马迁之前，第一点也属推测而无铁证，只有第二点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确从武帝之后，“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继承原则才真正以孔子思想这一光辉身份而大行其道，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

那么，对于史书读者而言，从中就可以读出两种真实，即“真实的事实”

和“真实的影响”

。

在《春秋》里恐怕很难找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个“真实的事实”

，但这并不妨碍经学家们把这“当作”

一种“真实的事实”

。

并非“真实的事实”

本身，而是这种“被当作”

的“真实的事实”

，在社会与政治上产生着“真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