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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这番话,指出“母以子贵”
为后儒新说,并非周人旧制,这话不错,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较高”
云云却和公羊家的意见颇有矛盾,因为按后者的说法,诸侯结婚是谓“一聘九女”
,这“九女”
都是同姓贵族,身份上高低贵贱的差异并不是非常显著的。
在这个问题上,陈锦城考据“‘立嫡立长’之原则在春秋时期并无明显史料以资证明”
,至于“母以子贵”
之说,则很可能是公羊家为了迎合时政而自创来的,如果把话说重一点,就是曲学阿世。
按陈的分析,汉代后妃大多出身微贱,但就当时情形而言,这似乎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春秋时期诸侯林立,贵族遍地,王子、公子和公主许许多多,门当户对的等级内婚制自然可以大行其道,但到了西汉,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人被剪除殆尽,同姓诸侯又不能通婚,王室的配偶不到民间去寻还能到哪里去寻?这就“无形中打破了等级的观念。
上位者对等级观念一趋淡薄,遂予后妃的身份,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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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考诸汉朝自高帝至武帝的后妃史事,推论有:一,在《公羊传》著于竹帛之前,“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之说可能已是当时的俗语;二,在汉武帝被立为太子之后,这一继承原则才真正得以确立,而自武帝以后,皇后与太子都遵循此说,因为它很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三,司马迁曾在董仲舒门下学过公羊学,他在《史记·殷本纪》里对于纣王即位的那段涉及“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记载可能受了董仲舒的影响;四,董仲舒和胡母生治公羊学正在汉景帝时期,“当董、胡二人在著于竹帛而成《公羊传》一书时,是否有可能把其经学立场一并加入,一方面讨好景帝以利于学官,另一方面成就自己之学说,则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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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推论中,对于第四点“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
,同样“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有”
,第三点也殊难确证,因为《吕氏春秋》对于商纣王继位的类似记载显然成于司马迁之前,第一点也属推测而无铁证,只有第二点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确从武帝之后,“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继承原则才真正以孔子思想这一光辉身份而大行其道,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
那么,对于史书读者而言,从中就可以读出两种真实,即“真实的事实”
和“真实的影响”
。
在《春秋》里恐怕很难找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个“真实的事实”
,但这并不妨碍经学家们把这“当作”
一种“真实的事实”
。
并非“真实的事实”
本身,而是这种“被当作”
的“真实的事实”
,在社会与政治上产生着“真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