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继承法似乎仍然有着很不合理的一面：试想一下，如果庶子中的某一位明显具有唐宗宋祖之贤能，而嫡长子却只如徽钦二帝一般窝囊，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徽钦二帝”

上台接班，“唐宗宋祖”

却注定与最高权力无缘，难道能说这样的继承制度就是一项好的制度吗？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恐怕要算是一项“最不坏”

的制度了。

它看似很不合理，而在当时却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何休解释这一制度的用意，说：“皆所以防爱争”

。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引用慎子一个巧妙的比喻来阐释过这个问题：一只野兔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

野兔无主，谁逮到就算谁的。

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尧圣人也会穷追猛跑，更何况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场上兔子有得是，可路过的人很多却连看都不看一眼，难道他们不想弄一只兔子吗？不是的，因为市场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难道还硬抢不成？古代帝王的继承法也是同样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诸侯猜疑，立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

猜疑会产生争斗，争斗会引起混乱（疑生争，争生乱）。

所以，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没了等级差别则朝廷乱，妻妾尊卑不分则家里乱，嫡子和庶子不加区别则宗族乱。

所以，无论治理天下还是治理邦国，首要之务莫过于确定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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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和“必也正名乎”

，尽管后者所谓的“正名”

有可能是改正错别字的意思。

398无论如何，正名工作在当时确实是意义重大的，说到底，名份是个硬指标，谁都没法否认，而贤能与否却缺少人人认可的统一标准。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封建制度近乎于贵族民主专制，其“民主”

以及强大的制度和习俗的惯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最高领袖的权力，所以并不会像专制时代的极端情况那样，千百万人的命运几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生活如同无可奈何之下的赌博一般。

因此，领袖的贤与不贤并不会对宗族与社会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响。

另一方面，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社会较为稳定，比如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秦人便不采取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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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旧问题解决，却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名份是如此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的，隐公和桓公的继承权合法性问题又该怎么解释？如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个是嫡长子，自然顺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两人都是庶子，在鲁惠公的正妻没有儿子的前提下，比较一下两人母亲的身份尊卑，这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而《公羊传》既然提出“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

，那自然该是桓公即位才对。

照这么说，即位的确实该是桓公，这就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继承原则了。

据何休解释，隐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们的父亲鲁惠公好像没生出过嫡子来），而桓公的母亲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当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贵”

，桓公便是当之无愧的合法继承人，而在他成为继承人之后，“母以子贵”

，他的母亲也会跟着沾光，身份会从媵妾升为夫人。

“母以子贵”

的另一说（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儿子，身份就会按次序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