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羊经解

（1）《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解

《春秋》写下“元年春王正月”

，却什么事情也没记，紧接着就写三月的事了。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个体例。

杨伯峻解释说：“《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

390赵伯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推论出《春秋》应该经过某个人（无论他是不是孔子）的统一编纂。

无论如何，这一奇怪之处更像是体例使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经学家们对此却没少“大惊小怪”

，因为在这“元年春王正月”

里不但真的有事发生，而且是件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鲁隐公即位。

而且，考诸全书体例，一般来说，某位鲁君新上任的时候，都要记一笔“公即位”

才是——当然，假如上一任国君是六月份死的，新国君接班，要到第二年元月才行即位之礼，391古时“立”

、“位”

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

写作“公即立”

。

392国君新立，境内改元，是谓改元即位。

所以，元年春王正月，这正应该是鲁隐公改元即位的时候，从体例而言，这里的写法应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如此大事，还是全书开篇第一大事，却缺而不录，涵义何在？

对这个问题“三传”

都有解释，唯一遗憾的是：三种解释各不相同。

在公羊家那里，“公即位”

是作为开宗明义的“五始”

之一的，此处缺而不书必有缘故。

《公羊传》的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