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

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

不全，“体元以居正”

也居错了位；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即政权之“统”

不正！

那么，隐公元年这个历法之差会不会仅仅是一个细节小错而已呢？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里作过一个统计：《春秋》隐、桓、庄、闵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

如此一来，“事实明摆着，春秋前期建丑为多，少数失闰才建子、建寅，而没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为正，少数失闰才建亥、建丑，没有建寅的。”

由此出发追溯西周，“如果我们再用大量铜器历日验证，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

因为是观象授时，肉眼观察，必有失闰。

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为子正；多置一闰，丑正就成寅正。

个别铜器记载‘十四月’，说明西周历制粗疏，再失闰还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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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

之说若被击破，经学家们开宗明义的春秋大义就要大打折扣了。

“春王正月”

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历法疑云。

但是，即便在史实考据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真正影响历史的却往往并非史实本身。

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

断句为“春王，正月”

一样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

而左学家也讲义理。

就在对“元年春王正月”

这句经文的阐释上，左学家的义理阐发不但不很逊色于公羊家（如刘歆之文，即便时至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虽然已经重视起了金文证据，但仍然推论这里的断句应当是：“春王，正月”

，说“王”

的真实涵义就是三统），甚至在时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为迟——能追溯到战国的吴起和汉初的贾谊身上。

章太炎议论《左传》，说公羊家之“五始”

在《左传》里虽然未被明言，却也潜藏其意，只是少了个“公即位”

，是为“四始”

，而且，《左传》不仅叙事，也讲义理，对“元年春王正月”

的义理阐释甚至比公羊家还早。

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

的意思，吴起以“慎始”

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所以他们对“元年”

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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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最后的推论稍嫌武断，因为《公羊传》那时虽然没有成书，口耳相传的事却未必没有。

但无论如何，早期左学家对春秋大义的深刻阐发确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