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这是“其国（京师）－诸夏－夷狄”

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的一个划分，鲁国既然被“托王于鲁”

，在这个公羊系统里就拥有了京师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天子京畿，而吴国在这里就被当作了夷狄。

春秋时代，吴国确实是常被中原诸侯当作夷狄的。

吴国人断发文身，不与中原同俗，也确实像是夷狄。

但这一划分，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楚国和吴国情况类似，如果吴国是夷狄，楚国也该是夷狄才对。

但是，在《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有“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

，楚国不但排名第二，还被称为楚子，按照何休发明的“七等”

标准，称“子”

是《春秋》最尊荣的褒奖。

但是，如果按照“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标准，《春秋》这里应该和“会吴于钟离”

的体例相同，写作“秋，宋公会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楚于霍”

才对。

再看《春秋·宣公十一年》，记有“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

，如果按照“会吴于钟离”

的体例，分明应该写作“夏，陈侯会郑伯，盟楚于辰陵”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用上三世说。

僖公时代属于传闻世，按照《春秋》对传闻世的记录标准，应用于当时之天下的二分法是“内其国而外诸夏”

——全天下分为两部分，一是“其国”

（即鲁国），二是诸夏，所以在传闻世里，只要不属于鲁国的就算是诸夏，楚国自然也算诸夏，不算夷狄；而宣公时代就进入了所闻世，《春秋》的记录标准不一样了，“内其国而外诸夏”

变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

，天下不属诸夏即属夷狄，这样一分，楚国就不算诸夏而算夷狄了。

——把三世说付诸应用，很好地解决了《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的那个问题，但对宣公十一年的记载还是无法解释，这时候就要用到褒贬理论了：的确，即便按照三世划分，《春秋·宣公十一年》的楚国还是要被给予和“会吴于钟离”

的吴国一样的待遇，但是，进入所闻世之后，楚国表现出了出色的君子之风，既然这样，就不该把它当作夷狄看待了。

而吴国则不然，还是一副夷狄的嘴脸，比楚国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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