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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益师卒,这一件事,“三传”
给出了三个说法。
这些说法是否自洽另当别论,单单局面本身,已经很让人困惑了。
在读者的眼里,这恰恰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事情发生得太过久远了,真相实在不容易搞清了。
三个“异辞”
还有一层意思,《公羊传·定公元年》有:“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这是说《春秋》在记述孔子生活的定公、哀公年代时,语多隐晦,就算被记录在案的当事人(或谓定公、哀公,或谓掌握实权的季氏)读了《春秋》,也了解过对《春秋》相关文辞的解释,也不会看出其中记载了自己的罪行。
孔子为什么会这么作?司马迁说孔子著《春秋》,对古史可以畅所欲言,对时事难免多有忌讳。
271这样看来,三个“异辞”
不过是孔子的明哲保身之道而已,况且,若真如《公羊传·定公元年》所说,连事件当事人在看过《春秋》、问过解释之后也不明白其中褒贬,后人又有多大可能可以看懂?
倒是这里对曲笔之正当性的论证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语》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春秋》又被解出了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之义。
刘知几谓自此以后,史家凡是事涉君亲的便多有隐讳,虽然按秉笔直书的标准有些亏欠,但名教赖此而存。
272——这是后话,而当下还有着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一个“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也能被当作三科九旨之一的话,这也能算是《春秋》的一个核心纲领吗?至少这与前边那个“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缺乏可比性。
事实上,这个所见、所闻、所传闻,被公羊家作了深刻的发挥,敷衍出了极其著名的“三世”
之说。
——这个说法或许有着法家“三世论”
的渊源,273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把《春秋》记载的全部鲁国十二位国君的世代,按照由近及古的顺序分为三等,即所见之世、所闻之世、所传闻之世。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一说鲁襄公二十二年),所以鲁襄公之后的哀公、定公、昭公时代就是孔子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时代,是为“有见世”
;而在孔子刚刚出生和出生之前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的时代对孔子来说也不算距离太远,是为“有闻世”
;而更以前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的时代就要算是“有传闻世”
了。
孔子对这三个不同的世代,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见世”
这是孔子自己亲身生活的时代,批评起来就比较委婉;对于“有闻世”
,批评起来就要直白一些了;对于“有传闻世”
,议论起来就更加不留情面了。
这就是亲疏有别、贵贱有别、内外有别、远近有别、轻重有别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