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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路应该是从周代初年的宗法制度而来。
诸侯立国,成为本国的大宗,嫡长子世代相传,形成所谓“百世不迁”
的局面。
151换句话说,有立国则有立宗,立为大宗则百世不迁。
从周人的这个制度来讲,《公羊传》的上述说法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宗法社会早已解体,社会结构天翻地覆,倘若还用宗法制度下的思路来论说时政,就不免刻舟求剑的意味了。
但是,皇帝需要理论支持,理论也就挺身而出了。
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仇不管隔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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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牵涉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
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
,接受的是天命委任。
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
的“王”
自然该是周文王。
清代公羊名家、常州学派祖师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天命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
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自古如此。
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先、尊天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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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154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这与《论语》“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
的说法155也是比较合拍的。
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于是由儿子周武王继位。
但周武王并未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
,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156),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
。
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
考量《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都不错的。
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一经三传都萌生于宗法社会,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
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
及至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谈到汉武帝对这一则春秋大义的应用,说儒者大多不赞成公羊家的这个理论,但朱熹力挺汉武帝,说何止九世、百世要复仇,就算万世也要复仇。
就凭这个理论,公羊子便有大功于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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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春秋》学上走的是非常朴实的一路,如此力挺复仇大义难免令人感觉诧异。
考察出处,这话出自《戊午谠议序》,其实是借公羊理论来感慨时事的——耻于靖康之变,痛于秦桧之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58所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159这种感时伤事、借古论今的学风于宋人学风在所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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