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刚一开篇，先是始隐问题，又是纪年问题，经师们各讲各话。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好比刚一起步就踏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大迷宫还套着小迷宫，歧路无穷。

对这诸般解读，宋代学者黄仲炎《春秋通说》曾经择其大者作了一个归纳，说历来阐释元年问题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说”

，二是“明僭说”

。

所谓“体元说”

，主张《春秋》特意把“第一年”

叫做“元年”

，意在正本；所谓“明僭说”

，认为古时候列国无权修史，也不该在封国之内自称元年，如果这么做了，就是僭越。

105——这就是元年问题的两派主要意见。

那么，黄仲炎自己算哪一派？——哪派都不算，他认为这两派的说法都有问题：“体元说”

违反义理，会直接导向“黜周王鲁”

的“错误结论”

；“明僭说”

违反史实，因为《尚书》里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

字，可见这并非《春秋》原创，而周代诸侯自有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黄推翻两说，自家意见是：“元年”

二字就是鲁史旧文，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么写的，孔子原文照录，仅此而已，后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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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

黄的这番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较为朴实的一派。

就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被金人占领的北方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于怀。

及至清朝，乾隆帝对诸家解经的意见很大，搞了个《御纂春秋直解》——所谓“直解”

，就是说“你们都是误读，我这本书才是正解”

，序言里还专门点了胡安国的名，叮嘱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国的胡说。

107

胡安国大讲“尊王攘夷”

，“攘夷”

大犯满清忌讳，但胡的《春秋传》也确实臆断太多。

甚至可以说，胡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著作也确曾和陆游的诗、辛弃疾的文学作品一样，以复国的拳拳之心激励过无数士人，砥砺着忠君报国、抵御外侮的节操。

所以，对胡的学问也许不该仅以学理来衡量，或者可以这样说：他就算在所有细节上都是错的，信念却是对的。

——这话绝无讽刺之意，颜元叹服胡安国论《春秋》的两句话“真得《春秋》之旨也夫”

，这两句话便是“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

。

108这是宋学风气，时人甚至认为整部《春秋》都是“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

。

109清代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迎合圣意，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在元兵打来、别人纷纷投降的时候，他却可以毅然死节，真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