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年”

概念上，何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这个“君”

字是大有涵义的。

对于鲁隐公，可称侯，可称公，也可称君，这里的“君”

指的就是鲁隐公。

“君”

这个称呼，无论是天子和诸侯都可通用95——“君”

之子就是“君子”

，此即“君子”

一词的本义——所以，《公羊传》用“君”

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谓赋予鲁隐公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于是“《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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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出于孔子假托，即“托王于鲁”

，而《春秋》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

，再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便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97他的这部《春秋》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非为鲁，更非为周，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

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此中深意，“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落在政权、政体、政制上说的虚权，其所虚之权，乃是指‘立道’、立法、制度权。

而所谓‘立道’之道，则就是国家根本的大经大法，是政权的轨道。

按秦制，这些属于国家最高权力，归皇帝一人掌握。

董仲舒鉴于暴秦专权之弊，通过他的素王理论明白确定地表达出，这些立道、立法、制度权，在孔子这位居于圣格的素王，也就是说，董仲舒提出素王观念作为安排政权轨道的原理，是想把这些最高权力从有冕之王处分割出来，划归于素王。

素王所立的大经大法即见于‘先正王而系万事’的‘素王之文’《春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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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王而系万事”

，标元年意在正始，这普普通通的“元年”

两字，背后却有深刻的涵义，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

“元年”

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