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远没有就此了结。

研究者越多，答案也就越多，很多答案都可以自圆其说却难以证伪其他说法，更让人心生恐惧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答案竟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汉人相信《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制订宪法，对之犹为推重，加上谶纬流行，钩玄索微之风日甚。

《春秋》上启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显然不可小觑。

王充在《论衡·正说》里展示了当时的这一典型学风：有人讲《春秋》，说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总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释《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说这是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

王充很较真地辩难道：“就算三八二十四，可这和《春秋》全部编年还差两年，如何解释？”

——的确，如果说这些数字当真含有什么深意的话，这两年之差肯定不该被忽略过去。

这问题在当时也是存在解释的，王充介绍说：“那些经师认为，如果死卡着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才对，但始年总不能不当不正，孔子这才往前挪了两年，把《春秋》始年定在了隐公元年。”

王充随后又罗列几种当时的流行说法，一番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大家都求之过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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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数字上大动脑筋之处在所多有，毕竟也是一脉学风使然，尤其是天、地、人交相匹配，更如以岁星十二纪为“天道备”

来解释殷商之君都是十二岁举行冠礼，28又如以天上二十八宿配地上十二州的分野，以北斗、南斗之形规划首都长安的南城、北城，正所谓“东井应天文，西京自炎汉。

都城北斗崇，渭水银河贯”

，29虽然秩序井然，但毕竟以想像的成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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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工作仍要继续，及至唐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语重新作解：孔子到底为什么要修《春秋》，“三传”

并无详说。

讲《左传》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时周德衰微，典制礼仪不复旧观，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礼，继往开来；公羊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室，尊鲁国以为王室（“黜周王鲁”

），把周朝“文”

的风格变回殷商“质”

的风格；榖梁家又说：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落，天下动荡，王道驰废，孔子忧心而作《春秋》，为的是表彰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

，使好人上进，使坏人害怕。

31——这一说法的源头算来应是孟子，他曾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32啖助也好，他人也罢，许多解析《春秋》缘起的想法都是从孟子之言生发而来的。

从啖助这番话看来，“三传”

经师各执一辞，其中一些分歧已经不能说是细节上的龃龉，而是原则上的对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