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有着世界第一的历史传统，而实质上中国历代对历史的态度与其说表现为一种历史传统，不如说表现为一种政治传统。

史，是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附属物绵延了两千多年的，所谓秉笔直书的精神无疑是被曲解与夸大了的——至少是在另外一种“秉笔直书”

的层面上被理解的。

这正是本书在梳理“《春秋》三传”

之阐释史的过程中要展现给读者的。

经与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举例来说，明代嘉靖朝嚣嚣多年的“大礼议”

，在现代人看来，大家在头破血流中争论的问题实属无聊——为什么非要皇帝把父母当成叔叔和婶婶？但在经学背景下观察，就会知道那些“愚蠢无聊”

的大臣们拼了性命所争的东西确实是关系重大的。

但是，大臣们誓死捍卫的那一则春秋大义，在现代史家的考据之下，却有可能被证明为错，甚至是从其理论源头《公羊传》本身就错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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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古人虽然在知识积累上不如今人，但在智识能力上却与今人无甚差异，其种种“荒谬”

的命题大多是有着迫切而实际的原因的——就像基督教神学一样，“无论如何，基督教神学故事，并不是住在象牙塔里的专业思想家幻象出来的，用以折磨单纯基督徒的隐晦与思辩的教义。

……每个主要的基督教信念，都是起源于迫切与实际的原因。

即使好像‘在一个针尖上可以有多少个天使一起跳舞’这样一个似乎很无聊费解的问题，基督教思想家的辩论，并不只是用来打发时间，或要表现他们何等博学多才而已。

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探索非人类的（例如天使的）灵性存在的本质，来驳斥他们是占有空间的物质存在之观念。”

3

经学的这些现象，看上去完全符合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所谓人类建造意义世界之过程的三个阶段：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

用《神圣的帷幕》一书译者所作的概括：“外在化，就是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的活动，不断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世界的过程。

所谓客观化，是指人类的产物都具有一个规律：即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它的创造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受制于它。

而内在化，则意味着人将客观化了的产物重新吸收进自己的意识，于是它们就既是外在的实在，又是内在于人自己意识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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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经学确乎带着一定的宗教色彩。

——尽管孔子之说可以这时是黑，那时是白，但孔与非孔之间始终壁垒森严，正如信仰的世界无论怎样复杂多变，却始终是在遵循着神圣与世俗这个二分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如印度的等级世界，虽然这里的婆罗门认为洁净的，那里的婆罗门却会认为不洁，但无论如何，洁净与不洁这个二分法是永远存在的，并且是本质性的（路易·杜蒙《等级人》）。

“因而，我们可以说，是人制造了他们的神，或者至少是人使这些神得以生存的；但与此同时，人也唯有依赖神才能存活下去。”

5——在经学的视野里，我们有时不妨把涂尔干这句话里的“神”

替换为“孔子”

。

在经学的视野里，真实的孔子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