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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呆着,不知如何是好。
左起站者:从纽约赶来的黄秋虹,青岛读者刘正伟和他的女友,江苏诗人仲青,广西读者胡范贵,镇方委派照料先生的黄帆;前右坐者:小代。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重症病室,满室器械,无能识别,有如陌生的刑具。
环视种种光洁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栗:不因为濒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现代感。
没有退路了。
先生已入绝境。
他的昏话一点没错:四十年前的囚禁记忆将他领来这里,他又被单独“关押”
,再也出不去了。
当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来与我说话,清楚地重申:医生无权出外行医(当然,病患也就无权离开这里)。
如果坚持将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后,最快,病患会在十分钟内死亡(何其雄辩的科技)。
像是只为弗里德的恳求,我斟酌词句,勉力申辩着,一面想象先生被抬过室外寒风,塞进汽车,运回乌镇……大夫平静地看着我,显然知道先生没有子女,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气管,直接吸取积痰。
十二楼病房此刻在记忆中多么温存,我们昼夜进出,说话,小桌上放着水果、暖瓶、花,抽屉里存着先生的手表和换洗内衣……重症病室与人间绝对隔离,不见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机器。
“《红楼梦》……”
十几天前先生喃喃嗫嚅。
现在我凑近叫他,不再指望回应。
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与下巴瘪缩凹陷,凸起的下颚又长出纷乱白须,因微弱的残喘,不可觉察地起伏着。
除了插入鼻孔的细塑料管,他的张开的嘴含着另一支此前我没见过的粗管,被两条交叉横穿的白胶带固定着,胶带两端划过面颊,触及双耳。
他的肩裸露着,我猛然意识到被单下只是便于器械直接触探的身体。
我俯看他,什么也不能做,顶多待五分钟就要让位给其他等候探视的青年。
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机器间的展示物,不知道谁在床边,不觉知他自己。
三点半,探视停止。
众人回到十二楼齐集,站着,商讨是否切割先生的气管。
回家不可能了。
多么仁慈。
那机器房便是人的终点。
精确的科技如今确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给家属看——这时,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与上海的呼吸科医生通话。
他确证切割气管只是寻常小手术,并以专业修辞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没有人确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来。
十一号病室。
冬日斜阳。
先生的床撤除了。
我们站着。
倘若放弃切割气管,慈悲还是残忍?我不知道。
我不是医生,但医生等我决定。
半小时后,每个人嗫嚅着,同意放弃。
乌镇西栅临河民宿的二楼,昏暗静谧。
翌晨开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圆形的微波,有如鱼鳞,缓缓转移着漂涌的方向——那年先生独自潜来故乡,临水自语:“这就是我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