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作白话诗人。《文心雕龙》说应瑒有《文论》,此篇现已失传了,我们不知他对于文学有什么主张。但他的《斗鸡诗》(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三,页十四)却是很近白话的。应璩(死于二五二)作《百一诗》,大概取扬雄“劝百而讽一”的话的意思。史家说他的诗“虽颇谐,然多切时要”。旧说又说,他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今世所传《百一诗》已非全文,故不见当日应焚弃的话,但见一些道德常识的箴言,文辞甚浅近通俗,颇似后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类的作品。所谓“其言颇谐”,当是说他的诗体浅俚,近于俳谐。例如今存他的诗有云: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师友必长德,中才可进诱……
这都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其中勉强像诗的,如: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终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趋势;乐府民歌的影响固然存在,但辞赋的旧势力也还不小,当时文人初作乐府歌辞,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诗体来达一种简单的情感与简单的思想。稍稍复杂的意境,这种新体裁还不够应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旧辞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便是好例。这有点缘后世文人学作教坊舞女的歌词,五代宋初的词只能说儿女缠绵的话,直到苏轼以后,方才能用词体来谈禅说理,论史论人,无所不可。这其间的时间先后,确是个工具生熟的问题:这个解释虽是很浅,却近于事实。
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诗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于二六三)是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义的一个思想家。生在那个魏晋交替的时代,他眼见司马氏祖孙三代专擅政权,欺凌曹氏,压迫名流,他不能救济,只好纵酒放恣。史家说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娶阮籍的女儿,他没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连烂醉了六十日,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他崇拜自由,而时势不许他自由;他鄙弃那虚伪的礼法,而“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发泄在酒和诗两件事上。他有《咏怀诗》八十余首。他是一个文人,当时说话又不便太明显,故他的诗虽然抬高了五言诗的身分,虽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诗的地位,同时却也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我们选录《咏怀》诗中的几首: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秦时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沦落为平民,在长安青门外种瓜,瓜美,人称为东陵瓜)。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羡门是古传说的仙人)。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寤言用自写。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携持。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士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第8章故事诗的起来
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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