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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后,我就一心一意投入社会活动和培养孩子。
一方面努力奋斗谋求生活;另一方面是想为革命做些事。
但和夏之时分开后,除随身衣着和几件普通手饰外,无其它的物件。
一时也找不到职业,凡属夏之时方面的亲友,我又绝不愿前去告助,所以,生活与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就开始当当卖卖了。
平常当、押都是父亲去的。
在国内进当铺比在日本的时候还要紧张,因为在那里身处异乡,谁也不认识无所谓“面子”
、“里子”
的感觉。
而在上海这十里洋场、趋炎附势的地方就不一样。
记得有一次,孩子们学费付不出,我拿了一包衣物去当。
一路上濛濛细雨,走进押头店的时候,怕丢面子不好意思进去,好像偷了东西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心一阵跳,脸一阵红,踌躇不前,四面张望一下,趁没有人看见时,才三脚两步慌慌张张地往当铺店堂里一钻。
只见里面穿着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幼不少,也有穿着比较整齐的,都挤在高柜台下面,每人把东西高高举起,嚷着“当”
一元、两元、三角、五角不等。
也有人在争多嫌少。
只要物主同意当价,当铺伙计就会这样喊叫:“x字x号xx东西当价xx元!”
账台上就照写一张当票交给物主。
我边等边偷看柜台旁边隔开的敞地上,那里就像摆地摊一样,有人在拣收当押进来的东西。
正看得出神,柜上人高声问我:“喂,你要当吗?”
我把包袱递上去,他翻来复去看过后问我:“你要当多少?”
“五十元。”
“顶多三十元。”
我无可奈何,只好当了三十元。
大家瞥了我一眼,似乎羡慕我居然有这么值钱的东西。
这时候,我又一阵脸热拿了钱和当票就往皮包里一塞,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
有次缺少伙食费和另外一笔费用,临时吩咐国琼把她学习不可缺少的大提琴拿去押当,她看了我一眼穿上大衣(那时她才十五岁)去了。
她回来时说:“押店柜台真高,我人矮小好吃力,把琴提上去了,戴大眼镜的老头儿,伸头瞅我几眼间‘小姑娘你要押多少钱?’我没哼声,给了我这十几元。
妈妈,是不是太少了?”
(把大提琴押掉后,看她样子很心痛,我也后悔,设法即速把琴赎回了。
)父亲说:“满好我替你们去,也许可以多当几个钱。
当铺押店里的人心顶黑。”
我问父亲:“押头店和当铺到底有什么区别?”
父亲说:“上海当店分两种,大的叫当铺,本钱多,房子大,为了防火,用石头砌成大院,后面是老板的住屋,前面开当铺。
一进门有座大屏风,上面写个‘当’字。
当铺年息一分八厘,也有一分六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