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局很快就开始了。

远泽身边叠着四个十万的筹码——虽然我不知道远泽这次带多少钱来，但大概少则一百万多则一百五十万吧！

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输得很惨了。

发牌后，响起了一阵欢呼。

远泽的筹码增加到了七个。

远泽似乎忘了我的存在，只是弓着背，心无旁骛地看着庄家发牌的手。

远泽来电拜托我协助采访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圈子，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当时远泽到处拉线，好不容易才找上我这个深陷中国人圈子的高桥健一。

远泽先找上杨伟民一个住在横滨中华街的远亲，接着杨伟民才将我介绍给远泽。

因是杨伟民拉的线，就算找有再好的理由也无法推辞。

虽然我为远泽介绍许多受访者，但是一直和他的采访保持适当距离。

当时我并不打算日后还会和远泽有任何牵扯。

但是透过赌博，我的立场起了变化。

在京王阔举办竞轮周年赛的那一天，我偶然碰到远泽。

他坐在赛场一角的铁丝网后面，在看到我时，高兴地露出了笑脸，好像一个性变态者发现了相好似的。

“哟！

原来刘先生也赌竞轮啊！”

当时远泽并不叫我高桥，而是称呼我刘先生。

“闲得无聊嘛！”

我冷冷的回答。

眼前远泽这张卑鄙的笑脸，让我无法把他和那个热心在歌舞伎町东奔西跑的采访记者联想在一起。

嗜赌的人分两种，一种是真以为可以靠赌博发财的傻子；另一种是感官中毒的被虐待狂，这种人仿佛所有的东西都从屁股眼里漏掉了似的。

我觉得远泽于后者，和这种家伙扯上绝对没好事。

“你认为比赛结果会怎样？”

远泽紧握着赛报，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反应。

“三号应该会赢吧！”

我说。

三号选手是大热门。

虽然平常我都会买冷门的，但是在那年的纪念赛里，就算天塌下来我也执意要押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