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

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

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

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

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

。

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

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

不过……”

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後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

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

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

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

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

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

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

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

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

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

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

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

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

天哪！

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