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继斯密之后,认为土地上的收入,按社会组成可以分作三部:地主所得者为地租、资本家所得为利润、工人所得为工资。地租由于土地之生产率不同及交通情形而异。当人口增加,荒瘠之地被开拓使用的时候,最荒瘠之土地无地租,较之高一级的土地则有少量地租,更肥沃而更方便的田产地租更高。再有更荒瘠之土地投入生产的时候,则原先无地租的土地也升级有地租,其他各处耕耘的熟地的租价也随着增加。总之,劳工之净收入必会如此的牵扯互相拖平。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提到工资部分,最值得注意。作者说:“劳力像其他能出售和能购买的物品一样,也像其他有消长的物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能让劳工维持生计,绵延苗裔的代价,刚好够额,既不能多,也不会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涨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随着增高;跌价的时候,劳力的自然价格也随着下跌。”
劳力的市场价格则依供求关系而定:少则价昂,多则价廉。像其他的商品一样,劳力的市场价格纵有与自然价格相背离的可能,迟早它仍有与之趋于一致的倾向。说到这里,李嘉图也像亚当·;斯密一样解释:劳力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的时候,工人得其所哉。可是这种“鼓励”,只有使劳动者繁衍生殖,必至人口增加,劳工人浮于事,工资回跌到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尚低于自然价格,亦即胼手胝足,仍不得一家温饱。“这时候劳工的情况最为悲惨。直到匮乏减杀了他们的人数,或者需要劳动力增加的时候,劳力的市场价格才会回到它的自然价格,使他们有生活上低度的慰藉。”
事实上李嘉图承认工资的市场价格可能长期地高于自然价格。但是这要待资本增多,所以第一次对劳工的需要之增加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所增多之资本又产生了第二次的需要,也超过以前数额。如是一波逐一波的,“假使资本的增加是经常而逐渐的,其对劳力的需要可能产生一种增加人口的激励。”这样,他已经把资本主义社会里无限制的存积资本之性格写出。可是这种不断的方式经常很难继续。
接着李嘉图又对资本这一名词下定义:“资本乃是某一国家里可能用之于生产的那一部分财富,包括食品、衣物、工具、原料、机械可能产生之劳作等等。”如此看来,资本主义有国界,同时它把所有权和雇佣结合为一。所以凡是提到劳工福利之前,就先要注意私人资本之存积。李嘉图写作,总注重私人资本之安全及其出路。在他看来,假使没有如此的考虑,则无国民生计与社会福利可言。
他的经济分析,利用农业作剖面,也用一种出产品—;—;小麦—;—;作示例。不少批评者说他对地主抱有成见,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李嘉图自己也广置地产。但是他书中的地主不参加生产,坐享其成。经营农产企业的另有其他资本家(这是作者如此设想,也可能为两种人身性格,不一定为两人)。作者著书的时候,英国所临的困难即是所谓“报酬递减律”(law ofdiminishing returns)。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将更多劳力投入农业生产的时候,起初收成成比例地上升,还可能比过去之成额高。可是一到饱和点的时候,因所开垦者为荒瘠之地,所在场所又为偏僻之处,以后则不成比例地上升,而且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情形愈来愈厉害。在李嘉图的分析系统里,谷物的自然价格,乃是瘠薄之地不付地租农场所产谷物单位容量所付劳力之数。收成逐渐减少的时候,每一容量之谷物必需投入之劳力增多,即是谷物涨价。根据前说,劳力的自然价格根据日用必需品的价格而定,则工资也因之提高。又因为荒瘠之地也开垦,其他各处的地租都全部上升。至此,资本家一方面要付较高的工资,一方面又要顶较高的地租(如地主自营则他不劳而获的部分多,经营企划的报酬少。总之,使他无意增加投资,也引起资本收缩。此系本书作者根据李嘉图纲领式的解释加注,地主自营的情形不见于原书)。劳工可能在货币工资增加的名目上占便宜,实际上他的收入赶不上付出劳力之自然价格。等于做生意的人继续亏本,越做越穷。
面对这种情形,李嘉图主张开放谷禁、自由贸易,让海外粮食大量输入,以减低物价,一方面加强货币,严格执行金本位制。作者又在一般原则上反对增税,即所得税也会引起资本收缩。他也以同一原因反对遗产税。他对机器的看法,则认为新发明对劳工不利。因为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增加,即为流动资本(circulating capotal)之减少,只有后者才能遣放工资,聘雇人手。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被称为“自由主义者”(liberals),当然与前述均平主义者及掘地者所称自由迎然不同(一方面由于英文freedom和liberty两字有差别)。17世纪的过激派提倡自由乃是人各为业,不负债纳租,有无政府趋势。19世纪资本主义发言人所提倡的自由,是主张政府采取放任政策,让私人的资本家雇用劳工,各按供求关系,从全面竞争之中自识指归。可是他们仍倚赖政府保障并扶助他们的私人财产。前者至左,后者极右,马、李二人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现象,为文时则趋于悲观,使读者感到窒息,所以时人称之为“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
熊彼德称誉李嘉图,是赞扬他能干。李嘉图对经济之分析,有如在解剖学尚未发明之前,预先讲出人体之运动无非骨骼的各部更换位置。他的示范纵有错误,他的阐释纵举一而略三四,有如提到骨骼,而不顾及血液、肌肉筋腱及神经系统,在当日经济学尚为草昧初开之际,他的原始勾画仍有启蒙之功效。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至今仍有它有用的地方,例如他曾说,一个国家工资过高,则在国际贸易中处劣势。因为外国商人只能前来贩卖,而无法购买,这种差额的情形,至今仍为经济先进国家之虞。可是本书主旨不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每一个经济学家之成就(这样的学者无虑千百,即我们提及半打十个,也不及专家叙述的内行恰当,同时也仍不能向本书的主题作交代)。我们对李嘉图之重视,乃是他的思想极端右倾,在不经意之间已将资本主义之理论以最保守的线条画出。有了这条界线,我们容易了解社会主义作家攻击资本主义时攻击目标的所在,马克思采取攻势时尤然。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曾提出:“人口紧逼着生活资源的时候,解决的办法总不外减少人口和高度加速存积资本。富裕的国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开拓耕耘,后一办法既不合实际,也不理想,因为这办法操之过急,只有使各阶级都同样穷困。”当日英国最符合他的叙述,而李嘉图也和马尔萨斯一样,主张紧缩人口,第一步办法就是废止社会上对穷困及失业者的救济。英国的“济贫法”(poor laws)开始于伊莉莎白时代,责成每一教区在境内向民间收取捐税,救济本地穷困户口,李嘉图认为这种法律“不能使穷人富,只能使富人穷”,因此主张将这200多年来的制度废除。他没有担心受接济之人的困窘;倒是顾虑到这政策之下行政的“安全”,于是指出,必以“小心而技巧的办法处理”。
李嘉图有兄弟姊妹16人,他自己也有子女8人。他脱离股票市场后每年收入28000镑,超过10000劳工之总收入,而他书中一再说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未提到怜悯之心与人道。他在书中埋怨地写着:“在一个慈善机构里,工人受捐助,有资金接济的工作,其制成品不照这优待的环境计价,而系根据一般的、正常的,而困难的环境计价;这种困难的局面,却由其他制造者担当。”其主旨在责备慈善事业津贴穷困劳工,扰乱了正常的竞争。他觉得机器之使用对劳工不利,思索之后却又说,如果资本家收入增多,他们身旁之仆侍的需要也必增加,在这情形之下,对劳工却仍有好处,他们也可以因此沾光。至于自食其力之劳工降格的寄人篱下,服侍当差,心境如何,则全不言及。提到税收时,李嘉图为富人说项,他解说他们虽缴税,但不可使他们降低他们的生活,“因为保持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乃人之常情。”有些读者遇到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觉忿怒,也有人在字里行间,将对此人轻蔑的态度以谩骂的方式写出。
可是李嘉图著书时已说明自己带有阶级立场。他的目的是在想象的形式中勾画出经济运转的轮廓。他既觉得“天下熙熙皆为利趋”,也只好如此据实直书。他的题材既如此广泛,则读者纵不齿其为人,也无从将他私人生活牵扯进去。
然则话虽如此,李嘉图仍不能避免有识者的责难。本章已提到不少非常之人,如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也都背离了世俗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在社会进化之中将历史引入新境界。李嘉图之所叙和提倡无此征象,他所支持的资本家,不满意于地主,却又替他们收租。他们对社会唯一的贡献是给劳动阶级工作,可是却使劳工生活毫无保障。资本家不能赚钱的时候,也是劳工失业的时候。而作者又主张放弃社会救济的政策。于是任何有思想的读者即会在此发问:留着这样的一个资本阶级有何用处?为什么国家和政府不能取而代之?李嘉图之极右思想已替共产主义开道。
《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已指出英国耕地面积不宜再继续扩充,可是作者没有想象到现有面积内因技术增进而可能产生的效果。作者已看出英国前途在对外贸易和国际战争,却没有像19世纪后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索性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联成一体。李嘉图并未完全脱离重农主义的立场,他提到国际贸易对国民经济有更动的地方,一再以英国“每年土地和劳工生产数”去平衡它。更重要的,李嘉图没有想象信用可以人为的产生,他的货币离不开“纯金货币论”(bulliontheory of money)(这倒是有钱人的保守态度)。因之他之立场较为窄狭。
英国的人口在19世纪由900万增至3200万,李嘉图在世之日,已感到这人口的压力,他既不愿开垦荒地,降低生活程度,又打不开新局面,因之他的学说不是没有良心,而是没有希望。这种态度也代表当日一般风气。天赋人权说既经法国大革命试验,把一般人吓坏,理性(reason)和自然法又被否定,而自由主义及功利主义尚待达尔文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Species 1859)写成,更待哲学家把自然的现象与人类的行为吹搓一起,造成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气氛,才能继续发挥。在这当中的一段时间,思想界找不到一种适当的理论去处置人类的物质生活。在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事后看来,当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属全套可以保留,但是当中的联系亟待调整,才能适应国家经济中农业比重降低,工商比重抬头的趋势。
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病理家
马克思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问世后一年出生。凡是李嘉图所说,他都将之讲成一个反面的对照。事实上李嘉图首先强调社会阶级,我们读李嘉图之《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也能更了解马克思。例如李嘉图一再提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马克思则继普鲁东(Pierre Proudhon)之后,认为“财产即是盗窃”。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序文,李嘉图一开头就说,关于地租、利润和工资之“自然的进程”,前人语焉不详。马克思在《资本论》“原始聚积资本之秘密”,则说最初资本之产生,乃由于“征服、奴役、抢劫和谋杀,简言之,以武力行之”。李嘉图在书里面提到工资与利润相克,可是即在“报酬递减律”展开时,劳工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仍然继续存在,作者没有提出突破现况的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却直言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为经常状态,因之才可以打破僵局,与中国人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的立论相同。李嘉图的地租,说明与世俗所称之地租不同,而是每年付与地主为使用“土地原始且不可消灭的力量”之代价,半带抽象的性格,似我们所说的“收成”,所以和工资与利润相对,就无从免除。同时《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里面用的地租又是相对的价格(此处收成高于最低收成之数)而不是绝对的价格,为理解之用,也不便罢免,否则他的经济学系统都将不存在。《共产党宣言》提倡,在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内,第一个步骤要“废除地产,将地租之施用,行于公众之宗旨”。李嘉图认为税收总有减少投资于生产的趋势,即抽遗产税亦如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主张抽累进的所得税,所有产业一律不准遗传。
尚不止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英文surplus Value,德文Mehrwert,二者均经马克思写入书中),也是从李嘉图的劳力价值论推演而成。李嘉图认为凡物都可能有使用价值(use val-ue)和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二者不必相等,例如空气与水有使用价值而无交换价值,金银有交换价值而无使用价值。他又根据亚当·;斯密之说,认为交换价值由劳力而定。一件物品的交换价值,在它为耕耘收获觅取制造的过程中,所使用劳力之多寡而有上下。即使用工厂的建筑及制造的机器,也不改变这关系,因为建筑及机器等等也无非由劳力制成,它们存储着的一部分劳力,也在制造时渗入了新商品里。而劳力也可以当作商品出卖,它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除了市场价格系临时按供求关系而定外,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操作劳动时,劳工需要维持生活扶养家庭的必需品之代价。这样也讲得通,因为既是分工合作,公平交易,则这个劳工既已参加劳动,付出代价,那他所获得的报酬,以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交换,也是其他劳工胼手胝足之成果。他得的一份不能过多,也不能少。一种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使用许多劳力,产生了许多价值,这价值也相当于放在其他地方或尚未使用的同量劳力。这也就是说劳力的自然价格即是它的交换价值。
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内之情况。长时间内平均计算,资本家以自然价格购买劳力制成商品,他不可能经常以这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卖,因为交换价值等于他付出之工资时,则经营无利润之可言。如果以制成品为工资,尤为不合理。例如劳工每日能制鞋一双。早上资本家以鞋一双付劳工,算作他的工资,晚上劳工也以鞋一双缴厂主,算是他一日工作之成果,这岂不是双方白费心力?这是李嘉图著书时未能瞻前顾后之处。“他创立了一种价值论,却在最重要的实用场合之中行不通,李嘉图的对方,不久即发现了这当中的矛盾,而用之以打破其整个学说。”
马克思不承认劳力(labor)为一种有交换价值之商品,因为它本身为衡量事物价值之尺度,不能又有价值,等于我们通常无法计算磅中之重量,和尺中之长度。资本家向劳工购买的并非劳力,而是“劳动”(德文Arbeitskraft,英文译为laborpower;中文译为劳动力都不中肯),此字有服务性质,有如“我替他当差”之“差”。
马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交换,以货币(M)交换商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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